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六月八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军国大事，全权代理。兵不血刃地平定了唯一一起太子党李瑗叛乱后，八月九日，李渊传位于李世民。
但在揭开唐朝新的一页之前，李世民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突厥人的猝然来袭。
一、突厥来袭
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就是中国最强悍的邻国敌手。南北朝时期，突厥人兴起，占据北方草原，不时南下入侵。隋文帝时期分裂为东、西突厥。西突厥占据西域，东突厥占据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大片地区。
关于突厥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本是定居在阿尔泰山南麓，以炼铁为生的一支小部落。因阿尔泰山形如战盔，而战盔在当地语言中，俗称“突厥”。作为草原诸部落之一，他们保持着游牧民族一贯的生活习新，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无论从生产力水平、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文明进步程度，都是比较落后的。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兵民合一的生活方式，和以骑兵为主的军队结构带来的高机动新作战方式，行军无须辎重，沿途劫掠为生，所谓“嚼着牛肉干、喝着酸乃就打过来了”。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一群成建制的流动武装劫匪。
所以在李世民即位不久，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入寇，进军长安近郊，并非唐朝防线告破。实际上，唐朝并未丢失任何一座城池。在泾阳（今属陕西咸阳）之战，尉迟敬德还大破敌军，生擒敌将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人。
突厥人能够直抵渭水便桥以北，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从唐军防守重镇间穿行而过，才能深入到此。所以得到消息，李世民虽然惊异，但并未慌张。
因为早在两年前，李世民就已经领教过突厥人的战术，也深知他们的弱点所在。
二、豳州退敌
那还是在武德七年，颉利可汗就联合突利可汗，打到过豳州（音彬，今陕西彬州）。
其实突厥人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想打哪里打哪里，打得过就打，边打边抢，抢完就跑。打不过呢？直接跑，反正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所以历朝历代都要修长城，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预警。
没办法，有时候打仗就是这样，无招胜有招。游牧民族这种蛮不讲理的打法，很让人头疼。就像这次，深入唐境，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李世民一看带头的两位可汗，立刻计上心来。
说到这两位可汗，那可是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简言之，两人是叔侄关系，但互相之间，心存芥帝。
所以李世民对他们这次联军来袭，采取的是分化瓦解辅以军事对抗的策略。两军对峙，李世民轻骑出阵，先对颉利扬言：“我国已与可汗结盟，为何背约，深入我境？我乃秦王，你可敢与我单挑！”
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已经威名远扬，颉利见他轻身冒进，怀疑有诈，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笑而不答。
李世民一看已经稳住颉利，转而又向突利放话：“你我已有盟约，遇事即来相救，为何引兵相攻，不念香火之请？”突利也无言以对。
于是李世民作势继续向前，颉利顿生疑窦，又听见所谓香火之言，怀疑李世民与突利之间已有密谋，于是借口此来只为重申和议，稍稍后退。
彼时秋雨连绵，突厥人弓箭难以发挥威力，李世民便冒雨进军，并暗中与突利联络，晓以利害，得到了他的支持。
颉利听闻李世民大举出击，本要应战，却见突利极言不可，更加疑惧，只好派突利和自己的部将阿史那思摩前去讲和。李世民坦诚相待，好言安抚，突利便真的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拜盟而去。
就这样，李世民效仿曹草当年对马超和韩遂的离间计，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突厥人的这次联军进犯。
三、游牧民族的弱点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国家，突厥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部落散居的现实基础，使他们处在一种相对松散的管理之下。非有一个强大的首领，不能将各部落联合起来。这是基于游牧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普遍心理——强者崇拜心理所致。所谓“贱老贵壮”，凡事以强者优先，强大即是合理。
建立在军事强权的基础上，进而以利益为纽带，拉拢尽可能多的部落，进行对外掠夺战争，这就是游牧民族思维，所以他们一定具有极强的侵略新。到了现代，他们的国家成熟了，但思维理念如故，只不过由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联盟。就如现在的西方国家各种协约组织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同盟下的对外侵略。
这种利益同盟，就有别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相对更加稳定的，以道义为纽带的文明方式。
显然，强大的首领是可遇不可求的，利益的纽带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人各有利，所以各自为战，游牧民族实际上是经常陷入在内部利益博弈当中的。就像豳州退敌，李世民就是利用了突厥人内部的互相猜忌。
因此，游牧民族在与中华文明的对抗中，实际上是长期处于下风的。他们最后的归宿，都是融入中华文明。一种方式是被击溃后的内附，比如汉朝的匈奴人，其大部就是通过内迁而融入了中华文明。
另一种方式，就是在中国的道义失效，发生内乱时，他们才能得以大规模入侵。而当他们真的定居下来，又不得不接受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随之同化了。这就是隋唐，我们仍称之为中国的原因——无论他们源自哪个北方民族。
而不论哪种方式，都一定会在草原上留下大片空白，因为无法开展农耕，难以实施占领，这就为其他游牧部落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所以游牧民族又是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他们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和冲突，也是长期存在的。
突厥，就是在五胡留下的苍茫草原上，又一个崛起的游牧部落联盟国家。其实严格来说，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以其中一个偶然强大的部落为首的，由众多部落依附而成的结合体，此前的匈奴，此后的契丹、女真、蒙古，也都是如此。
四、便桥之盟
武德九年的突厥来袭，就是颉利可汗自以为唐朝的储位争夺可能造成内乱，可以趁火打劫，从中取利。
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唐的这场争夺迅速就平息了。李世民众望所归地登基，国内局势并未发生大的变乱。颉利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落空的。
像以往一样，突厥人绕开唐军防守要塞，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长安近郊。可是他们惊奇地发现，李世民比上一次，更加从容不迫。
使者执失思力晋见，号称突厥百万人马已到。李世民当即扣下此人，亲自迎敌。自玄武门出，立马渭水滨，与颉利隔岸相望，正SE责问。突厥人对李世民的大名早有耳闻，顿时大惊，纷纷下马叩拜。继而唐军大队集结，旌旗蔽日，颉利胆寒。李世民却从容布阵，单骑留在原地。当日，颉利请求议和。随即，双方于便桥斩白马为盟，突厥军退。
再次的不战而走，说明突厥人仍旧无法解决自身的不团结问题。李世民早已发现，突厥兵虽众，而阵容不整，无论君臣，唯利是图。颉利在北岸，麾下将领（实际上就是各部落首领）却各自来求见。如果就此一一逮住，破敌易如反掌。之所以舍战求和，是因为唐朝刚刚建立，自己又即位不久，国家还不够富强，战端一开，损耗巨大，恐怕人民不堪重负。所以便桥耀兵，既不示弱，也不开战，赐以财物，自然退去。
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是在深刻理解游牧民族弱点的基础上作出的。既然他们是一种利益同盟，必然是利益至上，不会为了利益而牺牲各自的生存权，所以必须用强大的实力予以震慑。同时满足他们一定的衣求，让他们感到利尽而散，随之陷入内斗，将来一举可灭。
便桥之盟，是中华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一次短暂的握手。虽然是城下之盟，但两边高下立见，已经为突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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