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在大一统的清代有着沟通河西走廊、南疆、西藏和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曾获得清廷的高度重视。但这种重视却非一开始就稳稳化作政策以落地——直到一场叛乱突然爆发又迅速结束，青海才真正为清廷所统一管理。这场叛乱便是罗卜藏丹津之乱。
一、新旧恩怨的交织
在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曾有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活动。但因为与主要活动于今新疆伊犁一带的准噶尔部发生冲突，明末清初，除部分族人留守故地，和硕特部的绝大部分都向东南迁移，进入今青海一带。且通过战胜青藏一带的固有势力，譬如喀尔喀蒙古的却图汗、藏王藏巴汗，和硕特部贵族成功夺取青藏地区，成为雪域高原的新主人。
不过此时，尚未入关的清政府已远比和硕特部强大。考虑到大明统治将倾，自身与清廷又存在巨大的实力差异，和硕特部便早早向清廷表示了臣服之心。至早在崇德二年（1637），和硕特部就已谴使向清廷纳贡。
而到了康熙十三年（1673），曾令和硕特部背井离乡的准噶尔部再次威胁到部族的生存：准噶尔突袭西套（和硕特部的一支）；青海境内的和硕特因畏惧而避居......康熙五十三年（1714），卷土重来的准噶尔将目光转移到西藏。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甚至一度被准噶尔推翻——幸而随后清廷出兵，西藏地方才重归安宁。
只是这一次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后，清廷对于青藏地方有功势力的奖赏却引起了一位关键人物的不满：朝廷在战后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宣告和硕特部在西藏统治的结束。同时，清廷不仅授予一大批藏官以官爵，还分别特封支援有功的青海和硕特部的察罕丹津为亲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戴为郡王——本在青海和硕特部一手遮天，且一心想恢复祖辈在西藏之统治的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对这一切万分不悦。
二、不得民心的叛乱
罗卜藏丹津的不满随后便在雍正元年（1723）七月爆发。趁着镇守西宁节制各路进藏清军的皇十四子胤禵回京奔丧，他首先胁迫青海诸台吉（即各部族首领）放弃清廷册封的王、贝勒、贝子等封号。虽然过程中受到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戴等贵族的反对，但罗卜藏丹津终究还是宣布要同清廷抗衡到底。
在清廷方面，收到叛乱消息的中央同时做了两手准备：时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领命预先统筹兵力，以备不时之需；兵部侍郎常寿则前往罗卜藏丹津的驻地沙拉图招降。后者招降失败反被叛军拘禁，前者旋即作为“征远大将军”指挥川陕官兵奔赴西宁。
在叛乱过程中，罗卜藏丹津还煽动了大量西宁及周边的喇嘛教寺院。以塔尔寺为典型，一时间“一切有名寺院嘛喇皆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而虽说叛乱的僧侣是乌合之众，清廷一开始在青藏一带投入的兵力也不多。战场上一度出现清军三千交手叛军万余的机战——年羹尧评价：“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
不过当初势头正盛的和硕特全部都无法与清廷抗衡，不得部族贵族支持的罗卜藏丹津又哪有能力与清廷真正抗衡？在西宁一带的喇嘛教叛军被基本镇压后，罗卜藏丹津根本没有与清军正面交战的决心。他迅速携家眷逃往准噶尔——清军只用了十五天就将叛军主力歼灭。成功之速，令雍正帝都忍不住称赞是“十年以来从所未有之奇功”。
三、逐渐规范的统治
在罗卜藏丹津逃亡后，失去领导者的残余叛军在不到一个月内便被肃清。而为了牢牢把握青海这一方面战略要地，在罗卜藏丹津之乱中多少也吃了些亏的清廷决定采纳年羹尧的建议，好好整顿整顿青海的宗教、经济和政治。
前文提到，罗卜藏丹津在宣布叛清后又鼓动了不少喇嘛教僧侣。而喇嘛教也由此成为重点整顿对象：叛乱据点之一的塔尔寺被勒令遣散大多数僧侣，仅留下三百名经验丰富的喇嘛，在得到官方身份认定之后继续维系寺院的运转；其他寺院被统一要求僧侣至多三百人，最少十数人，且寺院的房屋不能超过两百间；政府每年将对寺院展开两次稽查；寺院不得再直接向属民征收赋税……
在社会经济方面，直隶、山西、山东、陕西和河南五地的“军罪人犯”被调往青海参与农业生产；西宁一带招募农民和驻军家属，官府向其提供农资，并在前三年不征收任何赋税；每年二月、八月，青海居民可同内地商贾开展大规模贸易，茶、布等生活必需品则随时可以贩售……
在政治方面，青海境内的蒙古各部被统一编为29旗，各旗的地界和交往被严格的区分和限制；各旗建立一致的官职体系，并每年在西宁办事大臣的监督下会盟；境内的诸王、贝勒分为三波轮流前往京城朝贡，“三年一次，九年一周”……
总的来说，在短暂地经历了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青海地区迅速在清廷大刀阔斧地改革下走向稳定。而这份安宁又为清廷维系对周边各地的统治提供了助力——平叛代价如此之小，利好却如此之大，也确实不愧“奇功”之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