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寇突然下令将包头的五个城门紧闭，不许任何人通行，开始全城大搜捕，逮捕85人。日本宪兵在娄耀东的十个脚趾缝里，钉满了竹签，还频频将竹签拨动以增加他的疼痛。娄耀东几次死去活来，但没说出半点敌人所要的口供
1940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寇突然下令将包头的五个城门紧闭，不许任何人通行,开始全城大搜捕，逮捕85人。日本宪兵在娄耀东的十个脚趾缝里,钉满了竹签,还频频将竹签拨动以增加他的疼痛。娄耀东几次死去活来，但没说出半点敌人所要的口供 此前， 1937年10月包头沦陷后，王文质、齐寿康、娄耀东等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并担任日伪官职做掩护。王文质担任了日伪包头市公署的总务科长兼警务科长，齐寿康担任了伪市公署总务科教育主任并代理行政股长，娄耀东担任了伪城南警察署署长。王文质安排商会会长董世昌，从给驻包日军每日支应肉食蔬菜和派进心腹人到各部队支应民伕等活动中，了解敌人在包头的兵种、人数变动的请况。娄耀东担负爆破工作，烧毁了敌人在车站上运来的军草四万多斤。齐寿康找人承揽伪市公署被山洪冲坏了的城墙，将栅格故意修宽并将其中两根木柱做成活槽，可任由取下，作为抗日军队突袭包头自由出入的通道。
日本宪兵将娄耀东折磨得死去活来，未得到所要的口供。齐寿康被灌了四次辣椒水，因得不到口供，日本宪兵一皮靴踹断了他的肋骨。敌人对王文质用尽软硬办法无效后，又把他的爱妻幼子带到面前，劝有威胁，他总是矢口不言。日寇把他的幼儿剥下衣裤，放在烧红的火炉上烤，发出钻心惨叫时，他闭目切齿，扭头握拳，不向鬼子说一句软话。 日寇山下宪雄审问商会会长董世昌:“你是商人，皇军来了你一样可以做生意，帮助我们做事更可大大发财，为什么竞同他们一起胡闹?”董回答:“我是中国人，做的是中国人的买卖，当了汉间、亡国奴，发财也是可耻的。"抗日救国会的高子英愤而服毒自杀，刘定基在刑讯中被敌人吊死，金雨亭被烧红的炉盖烫坏了腿、脸，张子清被乱棍打死。
194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日本宪兵二十多名，在山下宪雄带领下，用两辆卡车，把王文质、董世昌、齐寿康、娄耀东等21人押送到车站西站台，从宪兵队到车站，沿途禁绝行人，如临大敌。到达张家口后，解送到敌人的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部罔本部队的“留置场”中。 1940年6月21日凌晨3点多钟，一群鬼子兵拥到“留置场”铁栅外面，把由包头押送来的人喊出，并叫出同牢羁押的八路军战士秦可志一共20余人，分装在有帆布蓬的两辆大汽车内。每辆汽车上还有许多日本宪兵和戴着红领章的日本步兵，另外还有许多大小汽车随同开出冈本部队的大门。行车中，左拐右转，不知走些什么道路， 只从车后的帆布褶口处偷入闪闪的星光。
半小时后，汽车停到张家口东山坡，由其他卡车上跳下来的鬼子兵，围住了了囚车，首先把王文质带走，十数分钟后，凌乱的脚步声回到车边，又带去董世昌。董世昌且骂且走，间隔较长。又相继带走娄耀东、裴会等人，凡被带走的人都没有回来，从忽然传来裴会的一声尖厉的高呼声里，同伴们才知道被带走的难友，是被敌人杀害了。 这时马达声和鬼子沉重的步履声交杂着响了起来，不久汽车移动了，行不多时，车停于张家口察南监狱。到监狱后，由冈本部队的鬼子军官宣读判决书:王文质、董世昌、裴会、娄耀东等9人判处死刑;金雨亭、辛寿宸等人判处徒刑10年;齐寿康、刘芳斋等人判处徒刑8年;曹觉民等人判处徒刑6年，宣判后钉镣人狱。
日本人把包头新来的这些人称作“军事犯”，他们所带的脚镣最重有10~12斤。入监之后，整天让他们挤着蹲在方丈大小、鸟笼一般的监房内，非死不卸脚镣。日伪看守对他们倍加凌辱，不及一月工夫，高振亭首先死去。不到半年，曹觉民接到家信，得知爱妻在包头被日本宪兵队翻译王治全霸占，也一病身亡。刘芳斋头上生恶新毒瘤，得不到医治，不久毒发身亡。一年后刘守祥也因病和同伴们永别。金雨亭在狱房里说话， 被日本看守长冈林听见，叫出去打了两记耳光，他一气成疾，不久死在病监。
1944年夏天，从归绥监狱转来因抗日案判处10年徒刑的潘菊人，他碰巧与齐寿康等人住在一个监房内，两人以前就熟识。他给大家讲解MAO泽东的《论持久战》，并讲述八路军在各地抗敌的请况，劝慰大家鼓起经神，爱护身体，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因营养不良，辛寿宸、杨锦斋、田清雨先后死去。1945年2月，郗相廷也因肠胃病在狱中去世。至此被送来张家口的21人中，只剩齐寿康一人。 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八路军萧克部队解放伪蒙疆省会张家口，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八路军救出已入日寇监狱5年的齐寿康，他重见天日。
解放后，齐寿康身体康复，他继续在教育部门工作，写作《日寇在包头的一次大捕杀惨案——一个仅存者 的控诉》。2002年，齐寿康去世，享年87岁。
2015年9月2日，包头抗日英烈祠对公众开放。馆内共陈列文物90多件套，陈列、展览以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抗战实物为主要内容，清晰地展现了包头地区抗战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