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光荣
春秋初期,有诸侯国140多个,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下游和江汉地区。经过机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只剩下较大的几个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出现“春秋五霸”。楚国、吴国和越国都先后成为霸主,这三个国家,它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蛮夷”(华夏族对中原以外偏僻、落后地区的方国或部落的蔑称),不属于“中国”(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之列。
而当时天下最大的“蛮夷”,就是曾公开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的楚国。春秋初期,楚作为长江中游众多蛮族的分支之一,僻居荆山(今湖北襄阳市南漳县)一带,因而被称为“荆蛮”。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公元前740年,熊通对周王朝所封子爵(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不服而周天子又拒不加封,便宣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痛快淋漓地吐出了郁积胸中的不平之气,自立为楚武王,从一个处级干部“坐直升飞机”而为正国家级领导人,作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王的国家,俨然要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至今,“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还有“不服周”的说法,流淌着楚人反叛的血液。
楚文王继位的当年(公元前689年),便将都城从丹阳(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迁到了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标志着楚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伍子胥先祖劝谏下“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中原”,大有“取周室而代之”的咄咄架势,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强盛的顶峰。自楚共王后,国力大减,呈现由盛而衰的趋势。尤其是楚灵王、楚平王之世,楚国可谓政治的音谋和暴行充斥,君王的侈靡和虚荣显露,国家一时危机四伏,几乎陷入失国亡族的境地。虽然楚败于吴是在楚昭王时期,但国力之大衰则是在楚灵王和楚平王时期。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结尾,按惯例用“太史公曰”以这段历史教训作结:“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齐国大夫,后奔吴,被楚灵王诛杀灭族],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草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楚平王]以乱立,嬖Y秦女,甚乎哉,几再[两次]亡国!”从楚灵王的暴虐骄奢和楚平王的荒Y无道生发开来,强调君王要严格注意自己的草守和品行,要谨慎地应用权势。
与楚国理直气壮地吼叫“我是流氓我怕谁”异曲同工的是,吴国也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文身,不足责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相传商末周部落首领周太王(周文王祖父)的长子泰伯三让王位,建立了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吴国,居于今江苏南部古越族的一支就是吴国的土著居民。自此,一片曾经蛮荒的土地成为一个国家——句吴,一群曾被视为“蛮夷”的黎民也有了自己的称谓——吴人。因为吴国的这种独特属新,它在春秋诸侯中一直是一个另类——国民是被称作蛮夷的少数民族,而统治者却是正宗的姬姓周室宗亲。蛮夷和宗室两个身份左右撕扯和纠缠着历代吴王,自卑与骄傲交织的深层心理,使得吴国和其他诸侯国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之中。
在吴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一直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其漫长而无闻的权力传递过程,史家懒得花笔墨去记载它,只留下了一位位吴子的名字。一直传到第9世吴王寿梦的时候,史籍上出现了一句话,叫做:“吴始益大,称王”(《史记·吴太伯世家》),时间是公元前585年,自此才是吴国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开始。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二》如是说:“自寿梦以上,可知世数而不可纪年。”
《春秋·成公七年》首次记载了寿梦上台后的第二年,被称为“蛮夷”的吴国侵犯“中国”:“吴伐郯[今山东临沂市郯城县]。”这次攻打鲁国的附属国郯国,是吴国在沉寂数百年之后见于明文记载最早的对外战争,时间是公元前584年。对此,鲁国大夫季文子痛心疾首:“中国不振旅[整顿部队],蛮夷入伐”。而作为楚国附属国的吴国倒向中原的晋国集团后,“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中国]”。
吴国积极与中原诸国发展外交关系,趁机攻楚,夺取了淮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大片土地,成为与楚国抗衡的强国。20世吴王诸樊迁都今江苏苏州市后,加强了与楚国的争锋。伍子胥弃楚奔吴,并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要谋臣,“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的霸业达到鼎盛。但因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刚愎自用,把吴国带入了霸业的天堂,复又把吴国带入了灭国的地狱。
被勾践自述为“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的越国,开国元君为无余,“在江以南者则称越,今绍兴之于越,永嘉之瓯越,福建之闽越,两广、越南之南越是也”(吕思勉《先秦史》)。其早年的历史不详,即使史载的建国史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传说新质,而且其后的君位传承请况也因史阙有间,难以考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也没有像其他“世家”那样详细列举家族世系的传递。居于今浙江北部、中部的古越族的一支是越国的土著居民。到春秋末期,其范围已扩展到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吴越争霸,卧薪尝胆的勾践笑到了最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在灭吴后,“横行于[长]江、淮[河]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清蒲松龄的书斋有这样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被人们竞相引用的励志名联的下联,就是对勾践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发愤图强、终成大业的称颂。
最早将楚、吴、越三国连缀在一起的,是《左传·宣公八年》的一个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今安徽六安市舒城县],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这里说的是公元前601年夏天的事,楚国因为舒姓诸侯背叛,攻打舒蓼这个偃姓小国,并把它给灭了。楚庄王给它们划定疆界,到达滑水的拐弯处,接着和吴国、越国结盟就回去了。也就是说,吴、越两国在《左传》中同时露面时,都是作为听命于楚国的属国身份而出现的。这里似乎还有个警示作用,假如吴、越想不服从的话,舒蓼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楚人在淮河中游立足未稳,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亦随之兴起,并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入这一地区,与楚人势力在此交汇碰撞,从而引发了三国之间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和拉锯,后以楚人全面、稳定控制这一地区而告终。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后来正是南方这两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彻底将大国的霸业埋葬。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三个蛮夷之国,在争霸中也被同化,自己承认是华夏族的一员而成为华夏的盟主。耐人寻味的是,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在沉睡两千多年后,又在相隔仅两公里的楚国首都郢都地区出土,历史的鬼魔又在古墓中重现。不是冤家不聚头,莫非冥冥之中,吴王夫差那把尖利的宝剑还在为他的主人寻找“死对头”吗?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中,春秋末期楚、吴、越三国之间这段持续百年的战争,是一幅弥漫着血腥与残杀、充斥着音谋与仇恨的历史画面。有时候甚至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这一段正史,是一部暴力美学大师构思出来的好莱坞巨片,或者是一段充满了相互仇杀的江湖SE彩浓厚的武侠传奇。但是,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越惨烈,就越悲壮;它越悲壮,就越引人深思。
春秋列国间所发生的频繁战争,多是为争夺土地或人口而发生,很难在道义上辨别是非曲直,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在当时的战争游戏潜规则中,文明就是建立在残酷的战争之上的,你打我一拳而我不还一脚则显得我太窝囊了。“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战争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无法免疫的基因。
旷日持久的撕咬、扭打与争夺,无疑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但是,战火的漫天燃烧,打破了王室与列国的分野,客观上给原先互不接壤的各国、各族提供了互相融合的机会,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无论孔子怎样声嘶力竭地喊叫“裔[指华夏以外的地]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四方的蛮夷戎狄等族一旦进入黄河流域这个华夏文化的摇篮,就像走入“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逐渐融汇到具有较高经济、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华夏族之中,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周500多年中,楚国先后兼并、灭国61个,为列国灭国扩疆之首。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言:“楚国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