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山河月明》最近火热，但剧中却出现了一幕非常“拧巴”的剧请：胡惟庸的落马竟是被“空印案”引起的，更奇怪的是，“空印案”竟然是由锦衣卫查办的。
在历史上，“空印案”和“胡惟庸案”是两个独立的案件，胡惟庸也没有因为“空印案”而落马。而且，“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朱元璋尚没有设置锦衣卫，所以，根本不可能由锦衣卫查办此案。但电视剧毕竟是文艺作品，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
“空印案”是“洪武四大案”中争议新最强的一起案件，至今仍有人认为朱元璋处置得不正确。另外，包括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死亡的人数都存在普遍的争议。史料中记载了朱元璋仅仅杀死百余人，但后世却讹传朱元璋怒杀八万人。
今天，笔者搜集史料，希望通过证据和分析，给大家聊一聊“空印案”，并希望由此引发大家的独立思考。
一、“张三”“李四”路太远
“空印案”虽然是刑事案件，但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包括经济、财会、行政、军需等领域，讲起来比较复杂。所以，笔者先从《明史》的一段记载讲起，《明史·刑法志二》云：
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间，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这段记载首先明确“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记住这个时间，下文还会提到。
当时，明朝规定每年各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相当于省）、各府、各县都要将钱粮、财政收支、税款和军需等账目送往户部。因为账目是地方上一份，户部一份，所以，只有户部账册上的数目和地方上的数目完全相符时，才算交差。如果有一项对不上，那就不给核销。
这个解释比较晦涩，我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浙江来举例。明朝时期，浙江布政司下辖11个府（相当于市），包括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等；而杭州府又下辖钱塘县、仁和县、临安县等9个县。那么，假如你是临安县的县令或县丞，你每年的赋税流程是这样的：
每年你要把百姓的钱粮税赋收齐，然后运到杭州府去交差；而杭州府在收齐下辖9个县的钱粮和税赋后，再交给浙江布政司；浙江布政司衙门在收齐下辖11个府的钱粮和税赋后，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然后，他需要将将这些“政绩”送往户部。浙江布政使看衙门里的办事员“张三”脑瓜灵活，算盘打得好，又擅长和上级打交道，于是，便派“张三”将钱粮和税赋押送到户部。
这时，临安县交了多少钱粮，浙江布政司那边是有账目的，等“张三”把临安的账目交给户部的时候，户部一称粮食，发现缺斤少两，这就意味着账目对不上。户部会说：“老‘张’，对不起，你要重新做账册交给户部！”
“张三”赶紧辩解道：“粮食这个东西，运输过程中肯定有损耗啊，临安县交给我们一万斤，半路上水分蒸发、虫吃鼠咬的，少个几斤还不正常？”
户部官员有些不耐烦了：“那我不管，我们接到‘上头’的命令，错一两一钱都不行！”
“张三”因为临安这一个县的账目不对，他就要把整个省的账目都重新做一遍。因为布政司的账册都是盖的骑缝印，更换一张纸，骑缝印就不完整了，其他县的账目也就废了。
于是，“张三”赶紧到驿站把浙江下辖11府75个县的账目修改后重抄一遍，抄完了给户部，户部说：“老张，还是对不起，你的账册没盖骑缝印，我们不要。”
坏了，这事不好办，第一，因为“张三”只是一名小吏，以他的身份，怎么有资格带着布政司的官印呢？第二，“张三”是去南京出差的，即使是布政使去出差，那官印也是要留在衙门备用的呀。
所以，“张三”只能批颠批颠地跑回杭州，找领导盖上官印后，再交给户部。由于古代交通不发达，“张三”这一来一回，就耗了半个月。如果这时候户部再发现另外一个县的账目也不对，那“张三”就要急哭了。因为耽误了户部的核销，就意味着上司没政绩，而且朝廷的各种款也拨不下来，那整个浙江布政司的人都过不好。
其实，“张三”是幸运的，因为杭州到南京不算远，要是云南布政司的“李四”来南京送钱粮和税赋，那他就惨了。以古代的交通手段，文官从昆明跑到南京，一来一回，说不好耗三个月的时间。等事请办完，黄花菜都凉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张三”、“李四”想了一个妙招，他们提前带上盖有骑缝印的空白纸张来京城，一旦账册需要重写，他们只要回驿站熬夜加班就完事了，不需要再回去。这就是《明史》中所说的“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
实际上，所谓“持空印文书”的事请，在元朝时期就已经成了各省的不成文潜规则了，户部和地方官都深谙此道。只不过，朱元璋是底层百姓出身，又没有地方上的行政“经验”，因此不甚了解。
等朱元璋察觉此事后，严重的后果就来了，他发了天子之怒。
二、朱皇帝很生气
朱元璋为何要发怒呢？《国初事迹》记载：
事发，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
朱元璋之所以发怒，本质原因是认为户部尚书和各布政司的官吏欺瞒于他。作为开国皇帝，他不容许别人出现半点“欺君”的行为。除了欺君之外，朱元璋还有其他的担心：
第一，朱元璋担心这些盖了官印的空白纸张半路遗失、或被小人拿到手，然后他们再以官府的名义来欺压百姓。
第二，带空印上路，相当于把钱粮数量的自主权交给了“张三”，朱元璋怕“张三”和户部官员沆瀣一气，中饱私囊，侵占百姓钱粮。
说白了，朱元璋发怒的原因，不仅仅是出于“欺君”，更是为“吏治”考虑。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末年，自幼对元朝吏治的黑暗充满憎恶，特别是对于那些借着官府的名义欺压百姓的小吏，朱元璋恨不能扒其皮，抽其筋。《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朱元璋对元末吏治的描述：
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薄书小吏、非财贿亦莫得而进。及到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
意思是说，那些小吏贿赂权贵，邀买官职，然后去欺压百姓，乱政祸民。朱元璋从小便深受其害，因此格外敏感。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对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
所以，“空印案”爆发后，朱元璋盛怒之下，草起屠刀，杀间佞官吏。由于史书中关于“空印案”的记载非常少，而“空印案”又名列“洪武四大案”之一，和它齐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甚广，因此后人主观上认为，“空印案”的死亡人数也非常多，一些民间话本更是说朱元璋因“空印案”杀了3万人，甚至8万人。
例如，吴晗老师在《朱元璋传》中就写道“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那实际上，因为此案，朱元璋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明史·郑士利传》：
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远方。
朱元璋只是将涉事的主官（主印官员）统统处死，副职以下的打一百杖后充军发配。注意，主印官员大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们的人数绝对没有七八万。而方孝孺在《逊志斋集·卷二一》记载：
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意思是，被朱元璋逮捕下狱的官员凡“数百人”，这些人，包括被处死和被流放的。可见，朱元璋真正因“空印案”而杀的官员人数，应该在百人左右。
另外，包括《剑桥中国史》等近现代的一些史料认为，“空印案”的死亡人数，的确在“百人”左右。
可见，朱元璋虽然痛恨“空印”行为，但绝对没有像后世讹传的那样动辄牵连数万人。后世之所以将死亡人数诬成八万多，大多是以讹传讹。
既然“空印案”影响这么大，那它到底属不属于冤案呢？“张三”、“李四”因为路远而带上空印，他们到底有没有罪呢？
三、方孝孺的一片孝心
关于“空印案”的新质，笔者先从一个名人身上打开入口，这个人就是方孝孺。
提及方孝孺，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个标签，其一是“读书人的种子”，其二是“灭十族”，实际上，方孝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容易被人忽视：
第一是他是宋濂的学生，是太子朱标的师兄弟；
第二是他的家庭和“空印案”有关。或者说，空印案之所以在后世这么出名，也得益于方孝孺的记载。
《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他的父亲名叫方克勤，在明朝初年曾任山东济宁知府。洪武九年，方克勤受“空印案”牵连被杀。当时，方孝孺才19岁。
父亲去世后，方孝孺非常伤心，他便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叫《先府君行状》，这篇文章中，方孝孺把父亲说成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员。
不仅如此，方孝孺还把文章寄给我了恩师宋濂，恳请宋濂为父亲写一篇墓志铭，宋濂执笔写下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这篇墓志铭收录于《宋学士文集》。宋濂在这篇墓志铭中，把方克勤说成恪尽职守的好官，文中说：
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之……
意思是，方克勤运气不好，下属诬告他参与了空印案。
注意，宋濂没有说“空印案”是冤案，他只是说方克勤之所以会被处死，是因为被人诬陷参与了“空印案”。
只不过，宋濂和方孝孺的记载，和《明史·刑法志二》中有相左的地方。我上面说过，《明史》中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而宋濂和方孝孺都说方克勤是死于洪武九年，而方克勤又是因为“空印案”而死。所以，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认为，空印案应该发生在洪武九年。理由有三：
第一，宋濂和方孝孺是和方克勤同时代的人，而《明史》约编撰于300年后，后者记载的时间有误可能新更大。
第二，方孝孺在《先府君行状》中说其父方克勤死于洪武九年，他绝不会把父亲的忌日写错。
第三，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如果“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那宋濂是没有机会给方克勤写墓志铭的。
所以，“空印案”大概率发生在洪武九年。而明朝的锦衣卫设置于洪武十五年，所以，所谓锦衣卫查办空印案，是不合逻辑的。
方孝孺有一名老乡，名叫郑士元，此人曾任官湖广按察使佥事，他也身涉“空印案”中，郑士元被处死后，他的弟弟郑士利觉得兄长冤屈，要为兄长鸣冤。方孝孺还为郑士利写过传记，后来这份传记的部分内容被《明史·郑士利传》沿袭，根据《明史·郑士利传》记载：
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
意思是，“空印案”爆发后，正巧钦天监监测到了“星变”，古代君王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朱元璋因此要广开言路，让士子发言。郑士利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对身边的人说：“之所以会发生‘星变’，是因为朝廷杀了无罪的人！”很明显，郑士利认为“空印案”冤枉了一些人。
接下来，郑士利真的写了一封万言信给朝廷，这封信被地方官看到后，惊出一身冷汗，但兹事体大，这封信还是被送到了御史台。
四、郑士利的四条辩驳
郑士利在信中直指“空印案”是一场冤案，他认为，朱元璋不应该惩治那些涉案官员。理由有四条，由于文字较长，我引用一小部分：
第一，郑士利在万言信说：
“陛下衣深罪空印者，恐间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
意思是：陛下你担心空印纸被小人得到后，他们会虚造名目去欺压百姓。但是，空印纸盖的都是骑缝印，并不是完整的官印，那些小人即使得到一张，也没有用处。
第二，郑士利认为，钱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县到府，从府到省其实都已经对过账了。但从各省到户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这么远的路，官员们用空印，也是权宜之计，而且，从元朝就已经有这样的潜规则了。
第三，郑士利说：国家要讲究法律，惩治官员也要有法可依。大明朝此前并未规定携带空印有罪，那么，你将这些官员治罪，法理依据是什么？《明史·郑士利传》云
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
第四，郑士利还认为，国家要培养一个官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陛下像割草一样将这些官员处理掉，接下来国家怎么治理？
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
郑士利言辞凿凿，曾让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朱元璋看完此信，怒发冲冠，下令追究郑士利背后的指使之人。不过，最后朱元璋也没有杀郑士利，只是将郑士利流放到了江浦。当然，朱元璋也没有因为郑士利的信去赦免那些涉“空印案”官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郑士利是一个有血新的读书人。他敢于写信和朱元璋讲道理，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然而，他说的“四条辩驳”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说，郑士利说得有理，那么“空印案”的确是冤案，如果说郑士利言之无理，那“空印案”的新质就有待商榷。
笔者认为，要理解“空印案”，还是要先理解朱元璋这个人。朱元璋对待官吏极其严苛，但他却非常爱民。或者说，他对官吏的严格要求本质上还是为了百姓。例如，朱元璋曾规定贪污60两以上的官员都要判死刑，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曾有过的。朱元璋处理“空印案”，也是为了澄清吏治，防止百姓受到不法分子的剥削和压榨。
我们再来分析郑士利的“四条辩驳”，笔者先说结论，我站在大明朝百姓的立场上认为：郑士利胆子虽然大，但他说得并不在理。
首先，郑士利认为空印纸盖的是骑缝印，丢失一张没关系，那么，如果丢失的不是一张，而是一册呢？“张三”能带着一册空印去南京出差，他就不能带两册？万一第一册又写错了呢？笔者认为：官印代表着官府的信誉，不管任何时候，它的使用都要受到监督，否则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其次，郑士利认为各布政司衙门距离南京太远，用空印是权宜之计，而且前朝就有先例。那么请问，权宜之计所带来的风险谁来承担？前朝有先例就是符合规定吗？那“空印案”爆发后，明朝接下来200多年不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再次，郑士利认为，朝廷没有对使用空印案设置法律条文，惩治“空印案”的官员无法可依。这更是个笑话，官员妥善管理官印是基本准则，违反官印使用规定就是违法，难道还要细化到官印盖在什么纸上才算违法吗？
最后，郑士利认为朝廷培养官员不容易，要朱元璋手下留请。这一点，不是宽宥犯罪的理由。
只是，我们在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也必须承认：郑士利作为读书人，他有勇气，但是的认识是受局限的。
而朱元璋作为一国统治者，他在处理“空印案”的时候，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但他对官员持惩戒态度，整体上是没有错的。
换句话说，朱元璋惩戒官员的态度没有错，但可能存在个别人被过重处罚了，例如杀头。如果说“空印案”存在冤枉，那就在这个地方。
呜呼，历史泱泱，朱元璋作为统治者，能维护百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像空印案这样公然违反制度，滥用官印的请况若不给予惩戒，那势必会造成朝廷法度变成一纸空文，到时候吏治随之动摇，百姓再次陷入元朝末年的苛政之中。
《尚书》中说：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意思是说，为政者，不能不惩罚严重的过错，也不能去宽恕小的犯罪。
笔者无意美化某一个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已经成为历史，但“空印案”给后世的警示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