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历代皆重长城，以它作为国家安全之保障。长城以土石之功，自然经不住经年累月的风雨冲刷，因此，为它维修、补修，也就成了历代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
为修长城而耗费国家资财，弄得民穷财尽，而招致亡国的事例屡见不鲜。秦始皇征发30万民夫筑城成边，仅15年就亡国了；北齐五次大修长城，天保六年征调了18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却也只存在了27年。短命的隋朝在其存在的30余年中，竟7次大修长城，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炀帝大业三年，强征了100余万人，“死者十五六”！
明朝从建国伊始就修长城，全面增修、扩建，历二百多年，至亡国前夕仍在修！其修城持续时间之久，工引、宏伟，可谓空前绝后！长城再坚固，国家资财已耗半数，国库空虚，民财尽净，国亡无法避免…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血汗，是两千年间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伟大创造。说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当之无愧。长城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特别是已远远超出军事的价值，而逐渐凝结成为中华民族博大经深的经神和创造力。
但是，长城的局限新也是显而易见的。长城以一道长达万余里的长墙，如一道藩篱，把中国隔为南北两部分，即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隔离开来。由此而形成的内外之分的传统政治观念，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真正的全面统一。
同时，也限制了内地与边疆的交往交流。因为历代都限制北方少数民族自由进入内地，在和平时期，正常请况下，他们朝贡的人数都受到限制，互市贸易也须定点定时举行。这种内外的严格限制，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一句话，中国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受到了限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发展到清代，直到圣祖时，才破两千年间陈旧而古老的传统观念，罢修长城，撤长城之防御，在“中外一家”的思想指导下，长城内外初步实现了“大一统”。
圣祖不修长城的思想，是在康熙三十年提出来的。这年五月，他刚刚举行过漠南蒙古与喀尔喀三部蒙古的盛大会盟，才返回北京。工部衙门批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修理古北口一带残破长城的奏疏，呈交圣祖批准。
于是，圣祖向大学士们发出指示：圣祖的中心意思，明确说明治国靠“德”而不靠山川的险峻，不靠长城。总结历史的经验，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安民”，则“邦本”自固。修长城之议，早在顺治十七年间六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李振宜就曾提出过。
当时，“自西宁以抵宣大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士卒单弱，防御空虚”，以至蒙古人随便出入长城。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无力修缮，此议没能实施。这种主张还停留在以往防蒙古的旧观念。而这时又提出修古北口长城，遂被圣祖明确拒绝。
在此之前，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圣祖第二次东巡时，途经山海关，以《蒙恬所筑长城》为题，赋诗一首：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此诗，对秦始皇修长城而亡国给予了尖锐的嘲讽，并说明不管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把长城修筑得何等坚固，都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圣祖写过类似的诗，还有不少。他所表达的思想是深刻的，其认识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当然认识到长城已失去军事价值，反为国家所累，并非他一人。
在他之前，约一百多年前明嘉靖时，曾任蓟江总督的刘杂就修长城的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见解：“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虏患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斥长城为无用，大概刘焘为第一人吧！如果不修长城，如何防御或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南下的问题，他也没有灵丹妙要，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办法。他当时愤俗疾呼，并没有被皇帝和诸同僚阁臣所理解，所以，明朝还是加紧修长城，直修到亡国时为止。
比较之下，圣祖对长城的认识更具体、更深刻，与刘焘尤其不同的是，圣祖决策不再修长城，确已找到了替代办法，这就是“修德安民”，筑成一道思想的“长城”，较之土石之功的长城更坚固、更持久！
这里，关键的问题，一是圣祖突破了两千年间因长城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除内外之分的界限，视为一体；二是圣祖破除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华夷”之限，实现“要荒总一家”的政治理想。
我们从中国无数的历史事实中看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中华”一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所谓“倾心向化”，构成了历史和时代的主流。他们仰慕中原物华天宝，迫切要求同中原内地进行交流。如明嘉靖时，每年两次从长城喜峰口处验放蒙古入贡的贡使人员，仅限300人，但每次来人都不下“三五千人”，“云集口外”，可以想见当时朝贡之盛！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遣使3000人入贡，大大超过法定200人人贡的限制。
为谋生计，或向先进的农业区流动，亦造成游牧民族的向内迁徙。以顺治十七年为例，陕西祧岷一带，“蒙古阑人者将十余万人，已历有年，近来或耕种于其地。”这些事例，在各代都有，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内向的强烈趋向。问题是，历代包括清初，都对他们进入长城给予了严格限制。这种严内外之限的政策常常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而引发出矛盾，进而导致武装冲突。
满族以世居长城外即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便不再把它的同族人限隔在长城以外；而对蒙古人也视为一家，实行“中外一体”之策。这比起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念，无疑是一大进步。元灭金及南宋政权，入主中原，北方无“敌国”，自不必设防，但它实行优待本族人、歧视“南人”和汉人的政策，不过是颠倒了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是错误的。
圣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蒙古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他说：“蒙古游行之地，防之不可胜防”，不能指望防御一地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关键是“控驭蒙古有道”，若“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具体说，“联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因此，对蒙古一体“豢养”，施以“厚恩”，使之“皆款塞来归”这就是以德以恩固结其心，就难以发生祸乱了。
这里，突出表现了圣祖的国家概念已突破以往以长城为限的狭隘观念，把“大一统”发展到长城以外广大的“三北”地区，将其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康熙三十年多轮会盟，将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豪古按漠南蒙古的模式，编旗队、设盟，成为清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的离心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其胁从者一律既往不咎，感化他们归附，一体“恩养”，乘机将西北地区归入清政权的统治之下。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和硕显亲王丹臻等人，给予了正确的总结：圣祖十余年来，“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克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
圣祖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不过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则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限隔汉民族的农业区与游牧民族的游牧区的藩篱，从而把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部分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