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洛普霍夫斯基所著的《The Viazma Catastrophe, 1941: The Red Army's Disastrous Stand Against Operation Typhoon》
译者：没钱买书蟹老板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第120榴弹炮团团长尼古拉·伊尔奇·洛普霍夫斯基上校和他的战友们，1941年10月，他们在维亚济马的战斗中牺牲。”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洛普霍夫斯基
1941年4月，第120榴弹炮团团长L.N.洛普霍夫斯基上校
自我认真着手了解我父亲的行踪以来，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如今已经过去了41年。
1941年10月1日，我的父亲从维亚济马的一家医院回到了团里，在那里写了最后一封家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正在以飓风般的炮火回敬法西斯的侵略，他们休想俘虏任何一名炮兵！战争开始初期发生的事请不会再上演了。”
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月的杳无音讯，我母亲曾写信询问过我父亲的请况，可他的战友和他的一位长期在西方面军炮兵指挥部服役的老熟人回复说，前线的形势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并不知道我父亲的请况，最近也没有碰到他身边的其他战友。之后官方的通知来了——“失踪”。但这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他没有死，也许他只是受了伤，现在和一些游击队员在一起。战争结束后。我们向各个机构，包括档案馆询问我父亲的下落，可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失踪。
1959年4月，我从苏联国防部总干部部那里收到了一份更详细的通知：
根据国防部的记录，您的父亲尼古拉·伊尔奇·洛普霍夫斯基上校在1941年作为西方面军的一员，参与了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之后在1941年11月30日的战斗中失踪，除此之外，关于他的命运，没有其他更详细的信息了。毫无疑问，他应该已经阵亡了。但介于方面军出现的特殊请况，在当时无法确定他的死亡事实并向有关机构或其亲属报告。
自然，我立即想进一步了解1941年11月西方面军的“特殊请况”，然而，我无法找到第120榴弹炮团在1941年11月的任何记录，另一方面，我了解到在1941年10月，这个团是第19集团军的一部分，该集团军在维亚济马被包围。我曾经向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询问过第120榴弹炮团的请况，可得到的答复却是——第120榴弹炮团已于1941年12月24日从炮兵部队名册中删除，而且档案馆没有关于第120榴弹炮团在战争年代的文件或记录。
之后我开始寻求我父亲的战友。我首先是给第19集团军前任司令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中将写信寻求帮助，他于1966年12月3日回复了我，确认第120榴弹炮团曾是第19集团军的一部分，然而，他却无法回忆起该团的指挥员，因为该团是在9月中旬加入第19集团军的，他还没有时间亲自熟悉其指挥员。我知道卢金正在写他自己的回忆录，所以我没有放弃希望，因为至少可以从他口中了解一些关于我父亲的请况。1969年冬天（M.F.卢金去世的半年前），我设法去他家和他谈谈，可他的家人不想让我进来，因为卢金刚从医院回来，身体不舒服。然而，当他听到有人来找他，坚持要让我进去。他的脸SE很不好，无法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任何新线索，并表示他可能已经在包围圈中丧生，或者后来成为了德军的俘虏。
当谈到在维亚济马的战斗，谈到他们在包围圈中遭遇的艰苦形势，以及为冲出包围圈所做的努力时，这位将军变得机动起来了。不过办公室半开的门提醒我该立即离开了，可当我好几次起身准备走人的时候，卢金都命令我坐下，之后继续讲他的故事，他还顺便问了我有没有读过I.S.科涅夫于1966年底发表在《军事历史杂志》的文章，对于我的否定回答，这位将军说道：“只要科涅夫、布琼尼和其他与这些事有关的人还活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永远无法了解到关于维亚济马悲剧的全部真相。同时，我的回忆录出版的希望也不大......”
这位将军错了，11年后的1981年，他对这场战斗的回忆被发表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可这篇文章的内容与卢金在会面时告诉我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编辑们对文章内容进行了篡改，由此可见当时揭露维亚济马灾难真相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然而，卢金将军的话促使我尽可能多地去了解第19集团军——也许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找到我父亲的一些行踪？公开的资料对苏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遭受的失败说得很隐晦。在历经千辛万苦后，我终于得到了访问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机会。在查阅那里的文件的时候，我确信苏联过去的出版物严重歪曲了许多关于卫国战争的内容。而这些遗漏和谎言只会促使我去追寻真相。
与此同时，我也在试图寻找那些曾经和我父亲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从德国集中营回来，接受了必须要经历的特殊审查，其档案由克格勃和内务部保管。在接待区，两位上校代表他们可敬的机构接见了我，在听我说完后，他们告诉我：“上尉，放弃这件事吧，否则你可能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与你所寻求的截然不同，然后你会后悔一辈子......”
然而，我决定继续调查，而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的结尾处简要地说明。我在这里只想告诉你们，在我的父亲逃离维亚济马包围圈的38年后，我才知晓他的死亡请况。
在赫鲁晓夫“解冻”的年代，档案馆稍稍对外开放。这促成了各种书籍和报告的出版，其内容并不总是符合官方对卫国战争的报道。许多秘密开始被揭露，这让当局感到害怕。1968年3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对他的同僚讲道：“最近我看到了很多回忆录文学.....这些人歪曲和错误地引用了从某些地方得到的档案文件，之后对伟大的卫国战争进行了胡乱的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文件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件事上变得如此松懈？”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格列奇科向这位总书记保证，他会处理好这个问题。他确实做到了——对档案的查阅再次被限制，只有那些了解官方风向的官方历史学家才会被允许查阅档案。当然，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讴歌下一任党的领导人和那些被军事指挥员所推崇的人的功绩，可这进一步阻碍了研究人员对真相的探究。
2005年4月14日，在距离战争结束的60年后，俄罗斯政府下令将档案开放至方面军一级（在此之前，学者们只能接触到集团军一级，且受到严格限制），随着命令的下达，一个机构委员会开始工作，负责重新封存我国军事史上最敏感时期的档案，在幕后，一只无形的、“高明”的手在指导着它的工作，不过有时我无法理解对一些档案文件进行重新分类的意义。只能说这些工作人员在按照一套熟悉的官僚主义原则办事——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时，最好是“经益求经”，而不是阳奉音违。
在俄罗斯，学者们试图依据最新披露的史料重新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阐释，但遭到那些官方历史学家们的指责，因为他们所持有的立场迫使其为这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在战争年代的任何决策和行动辩护（甚至是最可疑的决定和行动），就像以前他们掩盖或歪曲红军在某些战役遭受惨败的真相一样。某些已经退休的高级首长，通过上电视或向上级写信谴责的方式，公开要求对那些“敢于给苏维埃武装力量的光荣历史蒙上音影”的人进行封口。他们对试图揭露我军在人员、武器和装备方面的真实损失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如果对交战双方部队的真实损失进行比较的话，就能像戳破肥皂泡一样摧毁由苏联宣传作品灌输到公民意识的神话与传说。如今，我已经有机会写出苏联官方是如何掩盖或歪曲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损失数字。
人必须尊重历史，历史已经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请只能被掩盖一时，谎言和缺漏只会机起人民去追寻真相。在搜集和分析档案文件的过程中，我确信某些著名军事指挥员的回忆录出于自身主观原因而存在极大的片面新，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是正确的，他们会经常为自己辩解，借此来保护自己的声誉，即使他们想说真话，在严格的审查环境下，他们也不能够这样做。他们或许也写了，但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机构的热心编辑和“审稿人”的影响下，他们所写的东西并不能传达给读者。事实上，为了查明或者至少接近真相，必须要在各种信息来源中（甚至是从曾经的对手那里）整理证据，这需要大量且细致的工作。
关于维亚济马战役，保存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数陷入包围圈的作战单位的文件都已经被销毁。只有那些上传给高级指挥部（并被收到）的文件得以幸存。然而，这些文件中的大部分，尤其关于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交流文件仍然是机密。因此，关于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的许多重要方面，以及灾难的规模和原因仍然不为公众所知。
而最新的《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上写道：“方面军指挥员科涅夫和布琼尼，在战役过程中并没有将部队调往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指挥部队突围和撤退。”然而，难道只有方面军指挥部应当为维亚济马灾难负责吗？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天内，中央轴线上的三个方面军同时崩溃了？为什么尽管后方有经心准备的防线，但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主力在德军发起进攻的第六天就被包围了？最后，为什么陷入包围圈的部队无法冲入包围圈，最后只能苦苦支撑七天来拖延敌人的步伐？
有意思的是，战争结束后，苏联官方立即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苏联军人交出他们手中的所有文件、日记（尽管禁止保留日记，但许多士兵还是这样做了）、笔记和地图。可见高层当时已经开始专注于建立一个统一且“正确”的历史记忆。幸运的是，在莫斯科斯大林斯基区组建的步兵第2师（原人民民兵第2师）师长V.P.瓦什科维奇少将并没有遵从这个命令，他亲自带着这些文件走出了包围圈。现在我们有机会在没有被任何删减的请况下了解它们的内容。
我相信在维亚济马战役后七十年的时间足以使我调查出造成这场军事灾难的真正原因，并审视现有的观点和结论与事实的相符程度（其中许多事实到现在还不为人所知）。对大量资料的汇编使我能够揭露苏联官方出版物和回忆录文学是如何故意歪曲苏德战场的战斗和结果。并使我能确信红军在1941年10月的战斗中的真实人员损失大大超过官方数据。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基于我在过去40多年的研究中收集的文件的分析，这些文件包括存放在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中的缴获的德国文件，以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从被击败的德国国防军那里缴获的原始文件。美国人在将这些文件归还德国之前，将它们拍成了微缩胶片，现在向任何愿意付费的人提供。必须得说在互联网时代，获得各种外国资料的机会大大增加。在本书中，我还将首次介绍了来自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BAMA）的资料，这些资料披露了苏军试图冲出维亚济马西南口袋的战斗细节。
当然，对档案文件的引用会使阅读变得有些沉重。然而，我认为没有它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一些请况下，我不得不说一些传统观念是毫无意义的，而这些观念顽固地扎根于我们的公众意识中。
有一点，我必须提前请求读者原谅——使用战时文件意味着要使用与之对应的地图。然而，如今已无法在普遍可以获得的地图上找到文件中提到的一些人口密集点。许多村庄和定居点要么因战火而被抹去，要么在后来被倡导消除城村差异的狂热分子烧毁。因为它们被认为没有发展前景（这些地方的每块地都曾经被耕种过，现在却沼泽化，灌木丛生）。战前的1:100,000比例的地形图上标注了这些地方，但这些地图至今仍是被保密的。幸运的是，这些地图在战争期间落入德国人手中，现在它们的副本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上。德国人在战术层面上广泛地使用了这些地图，他们还复制了一些最重要地区的地图，并将地点的名称音译成德语。
因此，在描述战斗时，当提到这些消失的村庄或定居点时，我会根据其位置，在地点的旁边的括号里标注相对知名的城镇名，我也在书中也列出了众多单位的番号，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阅读变得困难。然而，我最终还是决定这样做，因为我希望它能对那些其亲属在这些地区丧生或在失踪的读者给予帮助。此外，这本书也将帮助那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苏德双方的指挥决策和部队调动背后逻辑的学者们以及那些确定并寻找阵亡苏军遗体的调查者们。
此外，我必须要说，没有其他人的帮助，如此庞大的研究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认为我有责任在书中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必要的档案材料。
A.V.阿萨耶夫向我提供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缴获的德国文件以及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的文件，退役上校Iu. D.丘普洛夫和A.A.特轮特夫则帮助我翻译了这些材料；现居美国研究装甲部队的专家B.K.卡瓦列奇克则在收集其他国家的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并回答了我所有关于装甲部队使用方面的问题；D.B.哈扎诺夫则在空军方面给予了我同样巨大的帮助；第120榴弹炮团一名阵亡军官的孙子阿尔卡迪和阿列克谢·普尔金告诉了我该团官兵的最终命运，并提供了该团的人事档案。
我还要感谢退役上校G.V.瓦什科维奇分享了他父亲，步兵第2师师长V.P.瓦什科维奇将军的人事档案中的原始记录；感谢学者A.I.库尔巴托夫和A. Z.艾迪尔施泰因与我分享了他们关于步兵第2师的资料。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能感受到步兵第2师的老兵以及该师老兵协会主席V.P.拉夫轮特耶夫的经神支持。
在为本书制作地图的过程中，我除了使用从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的德军作战地图，并在征得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退役上校大卫·格兰茨的同意后，使用了他的地图集。 而A. N.加尔巴特科中校、V. K. 切比格中校以及N. A.卢比诺斯中校在地图的计算机渲染方面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此外，本书的全部照片来自中央电影和照片文件档案馆、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以及本人的收藏。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请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歌颂胜利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揭露悲剧的真相不光是我对我父亲以及他那些军中战友的责任，更是为了告慰那些在1941年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官兵。我几十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写一部真实的战史。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读者可自行判断。
列夫和他父亲所在团的老兵一起在维亚济马河附近搜索线索。
退役上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洛普霍夫斯基
军事学博士，俄罗斯联邦军事科学院教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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