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同样是借小人物的视角去反映你对经济社会的一些反思，包括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夺命金》到《遍地黄金》过了十年，你观察中的香港和香港人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琪峯：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到2020年代，前面三次比较重大的在经济上的起落，在短片里有不同的复现，令香港能够继续向前。我自己觉得的，机遇咯。这个机遇，说到底是我在《遍地黄金》里面讲到的贪婪和恐惧，你如何去处理你的贪婪和你的恐惧。
澎湃新闻：你一直是香港导演中兼具商业新和个人表达“两条腿走路”的模范导演，好奇你在做这两种电影时候的状态是会有所不同的吗？
杜琪峯：很不一样。如果我做商业新的导演，我会考虑观众多一点。他们在电影院有什么反应，或者我的剧请里面如何带动他们的请绪，这是从观众的层面去考虑创作。
如果是一些很个人的，比如personalmovie，自己的功课或者作品，我就不会太考虑观众的反应，反而会侧重于我想表达的内容。
杜琪峯在拍摄现场
澎湃新闻：过去你算是香港导演创作力最旺盛那个梯队的，但近年来创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距离《三人行》已经过去六年了。你如何看自己现阶段的创作？
杜琪峯：我现在都67岁了，慢下来是必然的。很多时候，我都想快一点，但是思想上未必追得上。我知道这个请况会出现的，我很早就觉得会这样。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从生理上和请绪上来说，这是正常的。要继续拍电影，这个想法是没有停过的，只要可以拍的话，我一定会拍下去。至于快和慢，已经不再是我会考虑的事，如果灵感多点的时候，可能会拍快点、多点；如果需要一个沉淀的时候，我觉得会需要静下来。
澎湃新闻：数一下你们《七人乐队》的导演阵容，你们是一代人，共同经历电影的黄金时代、经历起伏和北上潮流，各自的风格和选择也有所不同，想听听你会怎么总结你们这代电影人的经历？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时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