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峯：我很幸运，在香港最好风光的时候，我是其中一个工作者，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能有参与电影的工作，这是很难得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事需要适应。能适应的，就继续做咯。
后来几乎每个导演都会去内地拍戏，但我成日都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不太理解内地的生活方式，我会没那么容易触莫到那个社会脉搏，或者观众。就像你现在访问我，我讲不了普通话，你就明白我的问题在哪里了。电影文化一定要跟那个地方相连接，就是所谓的接地气。我是比较难接到地气的那个。既然接不到，那我就寻找一个我知道如何表达的地方，比如香港。
我会很中意1990年代和2000年的香港，我自己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澎湃新闻：《七人乐队》这个系列应该也有遗憾的部分吧？比如它成了林岭东导演的遗作，还有吴宇森导演最后没能加入。
杜琪峯：我觉得他（林岭东）的离开很突然，从他最后跟我吃的那顿晚饭，到最后他火化，是不够一个月的，最后那次见的时候，我和他还有徐克聊得很开心，在那里讲电影，大家喝酒，我们不知道那一顿是最后一顿饭。我觉得很幸运，我们这三个朋友有这么高兴的一次，大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告诉我们，你们的热请都在这里。
吴宇森没能来一起也是很大的遗憾。如果能够八个导演一起做，我当然觉得更好了。有些事永远都会有遗憾，有可能这些遗憾会成为《七人乐队》中令大家一直记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