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转战多处，最终与秋收起义的红军会师于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大的疑问，我党我军在建立之初是如何筹措经费的。
早期我党我军的财政主要来源是打土豪筹款，但这些筹款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但是要想在根据地长期生存下去，打土豪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更稳定的、更有效的经济来源，最终我党想到开办银行，也就是苏维埃银行。
1931年11月，MAO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款与贷款，要想让老百姓来存款，首先银行要有承兑信用，所以银行必须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虽然在战争中有一定缴获的物资，但是银行启动资金要的是现金，也就是当时的银元大洋。为了筹建银行，我党走访了当地的乡绅及商人，最终乡绅与商人以入股银行为条件筹集了105万大洋，如果知道军史上的徐海东5000块大洋的分量，就会明白这105万块大洋的价值了。
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后，早期只是普通的经营活动，收受存款和保管贵重物品，对外贷款及业务贴现，以及发行相关债券，随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发行货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俗称为“红军票”，面值包括：一元银币券，五角银元辅币券、二角银币券、一角银币券、五分银币券。
“红军票”可以直接兑换成大洋，一元银币券可以直接兑换成一块大洋，苏维埃国家银行保证绝对兑付，保证货币的信用。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红军票”，我党开办了供销社，供销社负责低价销售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物资，规定供销社只接受“红军票”，因为只有用“红军票”才能买到便宜的商品，所以老百姓慢慢接受了“红军票”，也就认可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
苏区的银行金融体系也就形成了良新循环，老百姓使用银元兑换“红军票”，银行得到大量硬通货银元，然后利用银元去国统区采购布匹、棉纱、粮食、食盐等物资，再在供销社销售便宜的物资保证“红军票”的价值。
为了应对老百姓兑换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也造了大量的苏维埃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利用大量收缴的银器生产银元，生产的银元是标准的民国“袁大头”银元，为了防止银元外流，所以在银元上打上了苏维埃三个字。
1933年，国军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同时造谣“红军票”很快就不值钱了，引发大量老百姓对银行进行挤兑。
为了稳定苏区货币的信用。MAO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同时也演出了一起“空城计”，让红军警卫开路从闹市区向银行运送大量金银，老百姓看着几十箩筐的金砖、金条、银元、银锭招遥过市，对银行也有了一定的信心。其实箩筐只是上面一层而已，下面都是杂物，尽管如此也为银行争取了一定时间，最终从陈济棠的广东方面购入大量物资，从而化解银行挤兑的问题。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维埃国家银行随红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苏维埃国家银行转移前对“红军票”进行了严格的兑付，绝对保证了我党银行的信用。
1935年1月，红军部队到达贵州遵义，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MAO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时苏维埃银行在当时的作用，红军银行先行到达遵义，然后用食盐等物资，让“红军票”在当地流通起来。当红军部队决定撤离遵义后，为了使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苏维埃国家银行事先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用物资或者银元换回老百姓手中的“红军票”。
我党部队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那是因为我党一直保持着诚信，无论红军时期的“红军票”，还是抗战时期的“抗币”，我党的货币一直是值得大家信任。对比一下国民党的金元券，谁才是值得广大人民信赖的，自然不用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