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洪武时代》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
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间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在《御制大诰》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元璋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御制大诰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御制大诰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
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者，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
按朱元璋四编《大诰》的说法，这些“愚顽”全都是些不可救要之人，他们被罚去做工役、充军流放乃至枭首凌迟、株连全家，皆是罪有应得。
《御制大诰》第五十八条的内容，是朱元璋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乡饮酒礼”——这是一种古老的聚餐活动。据《仪礼》记载，这种活动原本在“乡校”（地方官办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与乡先生拟定宾客名单，再邀请宾客至乡校中堂，奏乐敬酒以示尊重。活动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宾贤能”，也就是招待贤者（唐代演变为宴请科举中榜者）；二是“尚齿”，即对年老者表达敬意。自两汉至唐宋，乡饮酒礼的主要草办者乃是地方官府。与前代重在表彰与致敬不同，朱元璋版本的乡饮酒礼增加了“别间顽异罪人”的内容。按朱元璋的规划：一，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宣讲和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早在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便已下诏勒令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乡饮酒礼，“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二，整个宴会分为“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间顽之席）两大区块。“高年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间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这种区分，是此前任何朝代举办乡饮酒礼时都未曾有过的举措。
很显然，朱元璋的意图是以传统的乡饮酒礼为壳，来推行一种以集体聚餐的方式对“曾违条犯法之人”实施当众羞辱的治理政策，目的是让这些已被官府贴上“顽民”标签的百姓，在已遭受过律法的惩处之后，仍永久新地陷在“社会新死亡”的泥潭之中。
这种让人一辈子“社会新死亡”的法外之刑，是极为可怕的东西。朱元璋却可以用“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之类的文辞，将这种可怕的法外之刑打扮得理所当然。
再如，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实施了严酷的知丁法，规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哪些社会关系，且B迫民众互相举报。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MAO之地。许多的所谓“逸民”，遭到工役流放乃至诛杀的酷刑。朱元璋自己在《御制大诰续编》中也承认，“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间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间顽受刑者多”。
为了粉饰这种残酷，《大诰》中所有与消灭逸民有关的内容，都被经心包装了起来。包装的基本手段，便是渲染逸民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敲诈勒索，如何为非作歹。其实，只要稍具逻辑，便不难看穿其中的玄机：一，无论是勾结官府迫害民众，还是私刻官印敲诈民众，问题的根源都在官府。二，部分逸民犯罪，不代表所有逸民皆有罪。
总而言之，《御制大诰》七十四条，《御制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御制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朱元璋在这四编《大诰》中，共计讲述了约两百桩案子。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名“洪武愚顽”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大诰》里的每一桩案子都是冤案，只是需要细作甄别。事实上，《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这也导致本书对案件的重审，往往只能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最终获得重构的，也往往止于“某一类愚顽”在洪武时代的生存境况。
《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谌旭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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