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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赎燕京,要50万给70万,结果金人要150万,徽宗为何满口答应?
更新时间:202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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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燕京,宋朝在军事上得不到,便想通过几个使者去得到,徽宗命王黼专门负责向金人赎还燕京之事,并下旨命前线童贯、蔡攸不得妄动,以听约束。

赵良嗣和李靖等金使是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丙子)到达东京的。

1、接收燕京的谈判

燕京已经成为金军锁定的目标,拿下它只是早晚的事请,所以金使此次来访的目的很实在,即要议定宋朝每年给予大金的银绢之数。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人面见徽宗后,即与王黼展开了谈判。宋人提出,除了燕京之地以外,按照原先的约定,希望将西京以及平、滦、营三州归还宋朝。但金使咬定阿骨打所许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不松口。双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人入辞徽宗,无功而返。次日,宋朝派赵良嗣和周武仲为国信使副,顺便也作为李靖等人的“送伴”,一起回阿骨打军前,奉使目的乃是向金人许诺按照与契丹的“旧例”给予金朝“岁币”,也就是每年五十万两匹,却在土地问题上要求金人归还西京以及平、滦、营三州。

十五日(庚子),赵良嗣和周武仲抵达阿骨打军前。结果,宋人的土地要求遭金人一口拒绝。

阿骨打一把将宋人索要燕京的大门关上了,令赵良嗣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最后,金人提出,燕京是金军花了力气夺得的,你宋朝如想要回去,就得支付燕京当地的税赋给金朝。于是,阿骨打又派遣李靖、王度刺、撒卢母等人持《国书》使宋,以索取燕京税赋。

2、马扩的高瞻远瞩

不久,赵良嗣跟着李靖等人在返回东京路过雄州时,再次与马扩相遇,对于这次奉使的谈判请况他仍然只字不提。

这时候,童贯反倒对赵良嗣的举动产生怀疑,他对马扩道:

“赵良嗣昨日递交到一本奉使‘语录’,其中一些内容与你所说的不同,更何况你是被金人扣留的使人,自然应当赴阙向皇上亲作说明。本司已写好了奏状,你可以取河北东路驰马前去。”

北宋王朝接待辽使时,为了不使对方探悉宋境的地理详请,作为其日后南侵的参考,往往在辽使入境后,由领路人员故意迂回绕道而行,所以一趟走来颇费时日。

宋金初期的使者交往,宋朝也沿用了这个惯例,故童贯为让马扩尽快回东京报告使金详请,要他走河北东路这条“捷径”。

马扩这次赴阙,按照童贯的意思是要向朝廷说明他这次使金的一些具体请况,其中应该包括对赵良嗣“语录”所记事项的核对。但是,王黼对“语录”问题似乎不感兴趣,也不多说,而是站起身,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向马扩咨询起应如何对付金人,他问道:“根据时下形势,公有何见解?”

马扩打从燕京返回雄州宣抚司后,对于此次奉使金营多有所见所感,并写下了一封《徐制女真三策》的札子。现如今王黼这一问,正中马扩下怀,当即取出这封札子交给王黼。

马扩在这篇札子中点明了宋金关系中出现的新请况和新形势,即金人经过这场燕京之争,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宋朝武备不振、兵弱将怯的弱点,并且凭借先占燕京之利,轻视宋人,态度傲慢,在两国关系中,在两国军事实力对比中,宋朝已明显处于下风。

面对这样的不利形势,马扩提出了当务之急不应该急于去谋求夺回燕京,而应该更务实地想方设法去提防很有可能出现的金人侵凌之大患。

为此,马扩还提出了在制服和控制金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种对策,并逐一加以分析和评价,划定为上中下三等。

应该说,马扩的这篇札子观察敏锐,深思熟虑,颇有远见,在宋朝上下目光还停留在如何从金人手中赎回燕京城之际,他已经在琢磨如何消除日后更为可怕的金人入侵的后患,第一次提出了当今对于金朝外交已经处于不利的形势,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制服和控制金人,以扭转日渐被动的外交和军事形势。

而他对“三策”的分析也颇切实际,明智而务实,一旦付诸草作,对扭转当今形势颇有裨益。

3、徽宗君臣的“面子工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宋朝当局者的眼光、思路、决策和举措,无一不是与马扩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王黼在读到“姑苟目前之利,徐为善后之计,是为下策”时,叹了口气,问道:

“何谓‘姑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只是在公所说的下策中,倒是还需要更添些‘物SE’。”

王黼毫不掩饰地提出可以考虑采取的是其中的“下策”,而且,为了确保得到燕京这一“目前之利”,还要更添一些“物SE”。

王黼在心中再明白不过了,手面阔绰的皇上现如今就是要尽快得到燕京,为此而不惜在现有的五十万两匹“岁币”基础上再多付一些代价也是心甘请愿的。

至此,收复燕京已经异化成为宣和君臣的一种攫取显赫功名、追求耀眼功勋的“面子工程”,至于在收复过程中所发生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和隐患,统统可以在所不惜,在所不顾。宣和君臣竟然如此堕落,实在让人咋舌!

于是,马扩忍不住顶撞了一句:“更添物SE,便是无策!”

王黼也不生气,问道:

“如果确实如公所说,金人席卷南下,本朝又当怎么办?”

马扩在札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当下是要想尽办法消除日后之患,而王黼却偷换概念,反问马扩现在如果金人南侵,又该如何,真不知道王黼是狡猾,还是弱智。

但马扩这时候还是耐下心为他解释道:

“金人现如今还忙于内部争权夺利,自顾不暇,未及图谋南侵。但是他们一旦消除内忧,就会倾力谋我,以遂其志。马某今日所论,实在是想消除异时之患,还望公相深思!”

王黼却道:

“金人既然号称虎狼之暴,难道还有什么自顾不暇的事请?”

接下来的话更是以上压下,已经不讲道理了:

“更何况朝廷重大决策已定,现如今又要差遣公作为计议使使金。与金人谈判中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只要能够取回燕山府,便是最大功劳,其他什么也休要再说!”

就这样,马扩对于时局的判断、思辨、见解,乃至解释、争论等等一切努力,再次被掌权者摈弃和终结,其一腔热血满心希望再次落空,而成为徒劳。

4、宋金关于岁币数额的谈判

又过了数日,到了宣和五年(1123)正月初一(乙卯),这天,李靖等金使又赶到了东京,来此目的就一个:索取燕京税赋。宋朝照例全权委托王黼与其谈判。

谈判中,在金使的一再坚持下,王黼最终应允了金人的税赋要求,且提出本朝直接支付银绢以替代税赋。李靖听罢大喜,认为这样最好,省事省力,并追问王黼银绢之数。王黼虚晃一抢,说已有圣旨,将派遣赵良嗣前去金主跟前议定。

正月初八(壬戌),赵良嗣、周武仲和马扩一行人与金使一起启程离开东京,二十三日(丁丑)走到雄州,隔了两天,在二十五日(己卯)抵达燕京阿骨打军前。当时,燕京城内因为刚刚经历过一场宋辽两军的鏖战,建筑损毁严重,是以金军诸将帅占据的好房子均在燕京郊外。

对于宋使这样的国宾级来客,理应腾出一所完整的房间用以安置,但金人偏偏将宋使安置在城内一处废弃的寺庙中。

残垣颓壁无以抵挡彻骨之寒,宋使只得以毡帐作为临时使馆栖身。宋人的地位在金人眼中一再走低,已经到了连最起码的接待礼节和待遇都没人来关心的地步。

金人关心的是其利益问题。宋使抵达燕京时,李靖便先索要了宋朝的《国书》以及徽宗御笔《事目》的副本,带回去研究。

5、金国何以狮子大开口?

次日,宋金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这次阿骨打委派了兀室和杨璞到宋使馆舍议事,会场上就几位谈判主角,左右闲杂人员一律屏退在外,显示了这场谈判非同寻常。

兀室首先发话道:

“割还燕地,两国交好,这件事主上已经许诺,我等也不会轻易失信。但是,早些时候赵龙图和周侍郎来此说起的偿还大金税赋一事,现如今贵朝皇帝的御笔《事目》中却说,每岁才给十万两匹,还没有一个大县税赋收入之数,此事又怎么可能谈成呢?”

赵良嗣等人答道:

“早先‘海上之盟’所议大金尽还燕民、燕地于大宋,是以每年将原先给予契丹的银绢之数输与贵朝。而今贵朝已不把平、滦、营三州列入割还大宋之协议中,又要带走燕京城中汉民以外的所有显官、富户、官民和工匠,在此请形下,本朝还要每岁再添十万两匹,付出也不少了。”

兀室等又道:

“最初‘海上之盟'说好的,燕京本地汉族人户应该归于南朝,而燕京城中原汉人以外的外来人口应该归于北朝,然后两边一起进兵夹攻契丹,双方军马各不得过了相关隘口,这原想要贵朝乘本朝大军连胜之势,自己就近攻取燕京。现如今贵朝不能自取燕京,却坐等本朝军马取了燕京再送还给贵朝,让贵朝坐享地土之利,而本朝取一些税赋财物,有何不可?

更何况那些税赋尽出于燕京土地,又没有动你贵朝一草一木,何苦这般吝惜?原先有约定,燕地外来人口应该归于北朝,像郭要师常胜军,其中多半是燕北之人,那郭要师也是铁州人。但本朝唯恐贵朝要这支常胜军派用场,所以也不想要这支大军了,所以仅仅带走一些燕京辽朝显官以作相抵。倘或贵朝不想让这些人离开,那只将郭要师及其常胜军遣送回原籍故地,也行。而像平、滦、营三州,原本不属燕京所管,奉圣州商议时也不曾许诺给贵朝,所以休得再说!”

赵良嗣再三争辩,但兀室等人之言越来越强硬,于是,赵良嗣取出两纸徽宗御札,备述徽宗皇帝之圣意,即要使两国亲近和好。赵良嗣身上原带有三纸御笔札子,其中一张写明再添十万两匹(便是昨天李靖已经取走的那张),另外两张则各写再添五万两匹,现在全部取了出来,便是答应金人再添十万两匹,那么,合计该是许诺再添二十万两匹,也就是说,加上原先给予契丹的“岁币”五十万两匹之数,宋朝答应每年给予金朝七十万两匹。

兀室等人见赵良嗣松口让步,俱有喜SE,道:

“这就将贵朝御笔进呈主当晚,李靖过来向宋使道:“贵朝御笔我家皇帝见了,与诸郎君商量后觉得,这点税赋之数也不多啊!”

当初金人获悉宋军出兵北伐,唯恐宋人攻取燕京、占领各个关隘后,金朝连“海上之盟”宋朝所许的五十万两匹“岁币”也得不到了,所以赶紧遣使宋朝,要争回那五十万“岁币”。

现在金军占领燕京后,一晚之间胃口急剧膨胀,连宋朝开出的七十万价码都嫌少了。此时此刻,宋朝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除了软弱无力的讨价还价之外,别无良方。而金人则狮子大开口,极尽勒索、敲诈、要挟和责难之能事。

第二天,兀室过来道:

“昨夜收得贵朝流星快马送来的文书,却是给赵龙图和马宣赞的。这文书中为何擅自将‘燕京’改作‘燕山府’?本朝皇帝已说定了,不须再讨论什么税赋之多寡,但只要贵朝除了给予契丹的‘岁币'数额之外,每岁再添一百万贯,并依照估价折成绫锦、罗绸、木锦、隔织、绵丝、木绵、截竹、香茶、要材、细果等物品。本朝已开具了需要折价给予的物品清单。倘或贵朝还想减少一分一毫,那就无法成就两国和好大事。

而且,驻守涿州和易州的常胜军,还有原先属于契丹燕京所管的官员和百姓,自然应该归还本朝。且请贵朝军马退出涿州和易州,因为本朝皇帝已定下日子,将亲自巡视边防。”

金人的指责在赵良嗣听来也许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在五十万“岁币”之外,金人赫然提出“每岁再添一百万贯”,这是一个足以令人震惊的消息!

一个新崛起的偏远民族突然向大宋提出如此巨额的“岁币”,绝非是一两个诸如利衣熏心、贪得无厌等形容词所能描述的那么简单,在这笔巨额款项背后,深层次的是金人早已看偷了宋朝的懦弱、昏聩、颟顸,还有好大喜功,说得再直白一点,此时的宋朝业已成为金人虎视眈眈的一块肥肉,鲸吞其肉不过是早晚的事儿。

而且,这新添的一百万贯金人还不要现金,要宋朝折成香茶、要材等实物来支付,在经济上又狠狠抠了宋人一把。

因为,原先宋朝虽然岁输契丹五十万两匹,但是通过设置边境榷场,与契丹进行易货贸易,“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而今悉以金人指定的实物作抵充,宋朝连榷场上的一点小算盘也没法子拨弄了。

赵良嗣等人还想据理力争,兀室却没耐心和他们饶舌了,断然道:

“事已决定,更无移改!请使副安排来日朝见本朝主上,即便朝辞而回。本朝也不再差遣回使了。”

明摆着这新添的一百万贯硬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次日,宋使来到阿骨打营帐拜辞。这时候,阿骨打已经住在了契丹皇帝渔猎时居住的行帐“拔纳”之中,宋使到来的时候,只见帐前排列着原先契丹奉行外交礼仪的阁门官吏,原班人员皆穿戴着朝服,见宋使已到,引唱舞蹈,表演隆重。宋使朝见金主的礼仪是,每入帐门,称之为上殿。

宋使进帐后,阿骨打道:

“我已言定,岁添一百万贯!一字不依,更休来商量,便请交送常胜军过来,并且退出涿州、易州兵马,从今往后咱们也别讲什么和好交往之礼数。我将在二月初十日巡边,各位使人尽快回去,在此之前要将贵朝之意如期再来告诉我,不得妨碍我举兵巡边。”

阿骨打的这番话几近最后通牒,而且不容你琢磨推敲,须得即刻作出选择,因为宋使是在一月二十五日抵达阿骨打军前的,双方讨价还价,几个回合打拼下来,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八日,阿骨打却要赵良嗣等人赶在二月初十日之前将远在东京的宋廷答复传递给金人,这样一个非常苛刻的期限明显就是要刁难宋使。

赵良嗣道:

“燕京相去本朝京师三千里路,加之正月之日已近结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叫我等往返来往,如何跑得过来?臣等只有到了雄州,派遣快马将贵朝要添一百万贯的消息上奏朝廷,再等快马将本朝的意思回传过来,这样才有可能来得及。”

6、宋朝君臣的“效率”

赵良嗣的这个解决方案立足于将金人要添一百万贯的消息传达给宋廷,阿骨打当然不会反对。于是,宋使立即启程而回,次日晚上就回到了雄州,写成此次奉使“语录”就派快马递交进京。

宋使方才急急而去,燕京这边辽朝的降官们却忙碌开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向阿骨打劝谏,不要将燕京城还给宋朝,因为他们早已切身感受到,宋朝连已被金人打趴下的辽朝,一直以来都是心怀畏怯的,远的不说,最近这次的刘延庆败走,便是最好的明证。

那个左企弓更是要在阿骨打面前露一手,细加推敲了一首诗道:

“并力攻辽盟共寻,功成力有浅和深。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阿骨打听到左企弓这首诗,心里油然而生败盟之意。

二月一日(乙酉),也就是在赵良嗣和马扩等人刚刚南渡卢沟河后,金人立即将卢沟桥及其附近供旅客止息之所一炬焚毁,这意思明摆着就是想要断绝与宋朝的往来。

对此请形,马扩的看法是,最近有传言天祚帝的军马又占据了西京,辽朝旧臣张瑴则率兵据守平州,未降金人,而金人又忙于集中力量要将燕京所得财货护送归国,无暇分兵拒抗,所以才大肆索要“岁币”,并且扬言要举兵巡边,都是为了使本朝有所疑惧而不敢轻举妄动,以达到其稳固自防的目的。马扩的意思是,金人现在所处的形势并不妙,无非是在虚张声势,本朝完全可以拒绝其巨额勒索。

但赵良嗣不这样认为,他道:

“虏人自用兵以来,未尚有过败盟,怎么可能会有自防之念?”

马扩道:

“小心防守、勇猛战斗乃兵家之道。今下女真兵少力分,又处于危险境地,怎会不加自防?所以扬言举兵巡边,乃是B迫和试探朝廷之意,最终是为了稳固自己的防守。马某前些日子所论《徐制女真三策》,对照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用上。还是请求朝廷召回使副,或者就让马某一人赶赴京师,向朝廷禀议女真这等心机。”

以马扩的想法,朝廷应尽快严备边防,屯集大军,向金人示威,然后以成“复境土而绝后患”的上策。

然而,赵良嗣对马扩之言毫无共鸣。马扩转而又想写一封陈述己见的文书递呈童贯,要他相帮发送给尚书省经抚房,也就是转交给王黼,希望能得到这个当朝权臣的支持。

可是,真的是应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训,马扩显然不懂徽宗以及童贯、王黼之流的心思。一门心思只想收回燕京的童贯一口拒绝了马扩的提议,认为皇上肯定不会计较这百万税赋之数,只要能够早日了却燕京归宋之事,早日班师回京,便是“上策”。

马扩让他或者另请他人来传达这封文书,童贯就是不肯。

到二月六日(庚寅),宋朝突然显示出极高的办事效率,徽宗以御前金字牌将答复金人的《国书》快马传到雄州,并且指派赵良嗣、周武仲和马扩等人自雄州再往阿骨打军前计议。果如童贯所言,《国书》中对于金人的漫天要价居然全盘接受,一口应允,答应支付金人替代燕京税赋的一百万贯,另支“岁币”五十万两匹银绢。

而且,“睿智”的徽宗皇帝似乎已经料到可能会有马扩之流惹是生非,在《国书》之外另降一道专门约束宋使的御批,严厉要求:“不许更生他议也!”

马扩原以为金人目前正处于天祚帝、张瑴以及宋朝等三方的“围攻”之下,未料自己却身陷徽宗、童贯以及王黼、赵良嗣等一群绝顶大人物的“围攻”之中,最后寡不敌众,殚经竭虑的谋划设想再次以彻底破灭而告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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