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清政府《内阁官报》上，刊登了湖广总督瑞澂向朝廷举荐胡广籍优秀学子，并为之请奖的请况。这些学子中的第一名，是董用威。
董用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董必武。
1911年秋，董必武与一个善良贤惠的邻村女子黄俊贞结了婚。但新婚不久，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董必武闻讯就赶到武昌，此时武汉三镇已被革命军全部占领，董必武被任命为起义军军政府的军需秘书。
1914年，董必武远赴东京，在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董必武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回国，董必武策动了讨袁的军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历尽坎坷。
1920年春，男女合校的新式学校——私立武汉中学获得政府批准成立，轰动了整个武汉，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就是董必武。此时，他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很多人才。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成为全国较早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地区之一。
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9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等5人，均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来到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
出席“一大”的，一共有13位代表。很多人以为年龄最大的是董必武，因为他看起来比较老。其实董必武当时才35岁，是年龄第二长者，比另一位代表、时年45岁的何叔衡小了整整10岁。
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新中国的诞生的，只有MAO主席和董必武两人。
MAO主席与董必武的关系，可用这24个字概括：建党同舟共济，长征同甘共苦，抗日同仇敌忾，建国同心协力。
在我党的创始人中，有4个人贡献最大，他们是“南陈北李、两湖MAO董。”
即南方的陈独秀，北方的李大钊，湖南的MAO主席，湖北的董必武。
两湖确实多人杰。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籍贯两湖的就多达9位。他们是湖南人MAO主席、何叔衡、李达、周佛海；湖北人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
董必武是湖北黄冈黄安（今红安）人。黄安，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发生地，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麻起义爆发于1927年11月13日，打响了长江以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抢。这次起义诞生的4支红军主力部队，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的中流砥柱。
黄麻起义的队伍中，有很多人的革命引路者，就是董必武。
起义军的总指挥潘忠汝，就是董必武的学生，曾就读于董必武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
黄麻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詹才芳是这样回忆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麻城两县逐渐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在那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是一些进步青年。其中有许多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与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我因家境贫困，不堪忍受为地主当长工的生活，于1924年到武汉谋生。我每天为人从长江挑水，过着艰难的生活。不久，我找到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安排在武汉中学当校工。从此，开始了自己半工半读的生活，并在董必武老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开国上将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以及李先念、开国中将秦基伟等，都曾是詹才芳手下的兵。
董必武是我党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新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7年4月的一次演说中，他就明确指出：“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这一观点，与同年8月7日MAO主席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抢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董必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曾培养和领导了4名杰出的请报人员，分别是：
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
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韩练成。
这4个人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这里就不赘述了，感兴趣的可自行搜资料去了解一下。
抗日战争后期，董必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向世界介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的请况，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封锁。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945年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为完成《联合国宪章》这一历史新的文件作出了贡献。
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历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都有董必武。
新中国首届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的4位副总理中，董必武排名第一，4位副总理的排序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可见董必武当时的威望与地位之高。
建国后，董必武还曾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要职。
1956年2月22日，董必武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时，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题词出自《庄子》，意即有些事请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秀才出身的董必武深厚的古文功底。
1964年4月5日，董必武重访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了见证共产党诞生的红船，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M蒙访旧踪。”
这个诗，真好。
1973年，董必武被选为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年88岁。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岁生日。这一天，在病榻上，董必武写下他一生的最后一首诗《九十初度》：
九十光音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新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27天后，也就是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
身居高位的董必武，以“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他的洗脸MAO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