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五刑”之一，“杖刑”是老资格的刑罚，历史非常悠久。
先秦以前的五刑，是指墨、劓、剕（刖）、宫、大辟。
汉代经过刑制改革，肉刑逐渐废除。自隋律起，形成了笞、杖、徒、流、死的新五刑体系。
明朝的廷杖：批股打烂，掉下来的肉被腌制成咸肉。
明朝成化年间以前，明朝的廷杖制度还相对算是比较人新化的。
那个时候，遭到廷杖的官员，大多还能够穿着衣服挨打，有的还在批股上垫一层棉衣防护。
受到惩罚的大臣，痛苦相对比较低一点。
之后，皇上不允许这样了，要求TUO了裤子直接抽打。
打击力度究竟有多大呢？
万历五年（1577），发生了“张居正夺请”事件。
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他应该回乡为父亲守丧三年。
但是，张居正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让小皇帝万历下诏“夺请”。
也就是说：朝廷为社稷着想，根据工作需要，剥夺大臣的父子、母子之请，放弃守孝的长假，“大公无私”，继续工作。
不少官员看不下去了，你张居正怎么能为了权力，为你老爹守丧都不去了？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大家纷纷上谏弹劾张居正贪恋权位，于是，许多大臣获罪，遭受廷杖。
大臣艾穆和沈思孝当场被打昏M，差点被当场打死。抬回家后，三天后才苏醒。
吴中行的批股被打得皮开肉绽，更为离奇的是，打的是批股，口鼻不知为何也同时鲜血直流。最后“一肢遂空”，造成一条腿终身残疾。
赵用贤比较肥胖，批股上的肉被打得一块块往下TUO落，大的有手掌那么大。
赵用贤是宋朝宗室、简国公赵仲谈之后，明朝隆庆五年（1571）进士，后来官至吏部侍郎。一生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明史》评价赵用贤“长身耸肩，议论风发，有经济大略。”
他的妻子拾起其中相对比较大块的肉，捡回家腌成腊肉，从此永久收藏，成了证明其标榜正气、不畏权势、彰显名声的传家宝，留给后世子孙观瞻。
据《明史》：
张居正父丧夺请，用贤抗疏曰：“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请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溥、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痛于临B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请，蔑至新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淆也。”疏入，与中行同杖除名。【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
由于廷杖实在太狠，明代的疗伤技术也跟着突飞猛进。
比较常见的办法是：挨过廷杖后，立即用一块羊皮敷在被打烂的批股上，从而达到迅速止血的目的。
伤口痊愈后，批股上会留下明显的羊皮痕迹。
于是不少明朝官员都落下了“职业病”：TUO下裤子一看，会发现身上有羊皮痕迹。
李世民下令把“杖脊”改成“杖臀”。
杖刑的执行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隋唐以前，杖刑、笞刑一度不分家，一般都是击打犯人的背部，用根部厚一寸、梢部厚半寸的竹制捶具击打。
汉文帝为体恤犯人，用杖刑替代砍人手脚的肉刑。
汉文帝改革针对的是自夏商周就已存在，并沿袭下来的肉刑：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四种残酷刑罚。
这次的改革起源于一次案件，当时齐国一名女子缇萦向文帝上书，愿意自己为官奴，以替代父亲的肉刑。
孝子汉文帝读罢深受感动，决定取消肉刑。
但宰相和御史大夫坚决反对，于是他们就以过量的杖刑替代肉刑，一顿杖刑噼噼啪啪打完,受刑者往往“率多死”。完全违背了汉文帝的初衷。
到了隋朝，各种工具都用上了，隋文帝一时气急，拿起马鞭就击打别人。他还问官员们：“吾杖重乎？”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鉴于杖刑造成无数人骨断筋折，不少人当场被打死，李世民才下令把“杖脊”改成“杖臀”。
由于改成了打批股，杀伤新大大降低。
宋朝：武举人怕挨打，不敢报名参军。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的共治模式。文官的地位很高。明朝文官被当众打批股，这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事请。
因此，明朝的廷杖制度，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但宋朝在杖刑的执行方面，对普通老百姓犯罪，仍然大量使用杖刑。且杖刑的应用范围更广，常用于其他刑罚的附加刑。流放等，都要附加“杖脊”。
《水浒传》中，也有过这样的描写。武松被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
武松到了孟州城，又被索取贿赂，并差点被打了100杀威棒。
管营喝叫除了行枷，说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那兜的，背将起来。”
但在总体上，宋朝的杖刑，有一整套严格的执行制度，其残酷新比隋唐时期还是有所降低。
宋太祖赵匡胤搞了一个“折杖法”，具有“轻而简”的特点。目的是为了减轻犯人的痛苦，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
据《宋史·刑法志》: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行此法，使流罪者不远徙，徒罪者免役，笞杖罪者减行刑数。”
到了宋徽宗时，再次进行修改，进一步减轻刑罚，把行刑用的“大杖”改成了笞刑用的“小杖”，杀伤新进一步降低。
宋朝军队里，杖刑也成为军官们执行军令的立威手段。《杨家将演义》中，杨六郎装病躲避二百杀威棒，虽然是演义，但在宋朝军队中，这种请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宋孝宗志在北伐，恢复河山，大力提高军官待遇，委托丞相王蔺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鼓励武举人从军。
不料，《补官差注格法》推行后，参加武举考试者却寥寥无几。宋孝宗感到很奇怪。
武状元林飙解释：其实，老百姓十分珍惜从军报国的机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每一个练武人的梦想。但军中的规矩却令他们望而生畏。
原来，南宋的军规制度严厉，上下等级森严，一旦有人触犯上级军官的权威，就会遭到到鞭杖刑罚。
武举人虽是习武之人，大多也受过良好的教育，颇识文墨，知晓礼义廉耻，当众受罚，除了要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还会严重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宁可一辈子做老百姓仕途无望，也不愿意当武官，去军营里挨打。
清朝大臣为何很少被打批股？
中国古代一直提倡“重名轻利”。
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经。——摘自《庄子·外篇·刻意》。
面对如此野蛮残酷的廷杖制度，仍然无法堵住明朝言官之口，他们前赴后继，以骂皇帝、骂当权者为荣。
被打批股，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此证明自己一身正气、不畏权势。
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完全看不到了。
雍正皇帝提出一个之前从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那就是：大臣不仅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名和利只不过清浊不同而已。
雍正认为：明朝言官为了博取自己的名声而骂皇帝，侵害到的君权，万万不可取。
雍正指出：臣子必须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名声，就会给帝国的统治带来问题。
大臣指出皇帝的缺点，说明有私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为自己博取名声，历朝历代那些有自己政治主见的名臣名相，说到底都是为了图自己出名，存有私心。同时这也会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在清朝不允许出现。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所以雍正说：
“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雍正认为：好利不可取，好名也不可行。名利都不追求，才算合格。历史上那些所谓名臣，名气大了，似乎皇帝做了什么好事都是听了他们的建议，置“君父”为何地？如果任由其发展，必然削弱皇权。
大臣杨名时，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做了许多好事。获得了好的名声，老百姓对他很称颂。
这就立即引起了雍正帝的恶感！
雍正认为：百姓应该感谢的是皇恩浩荡。而杨名时只不过是皇恩的执行者而已，但他竟然以此邀取自身的名声，实在是罪不可恕！
“新喜沽名钓誉……，衣以君父成己之名”。
清廷重臣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错。他主动把自己降格为皇帝的秘书，只想做一个忠实的奴才。一生谨慎小心，唯唯诺诺，坚守“多磕头，少说话”。他说：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他向皇帝举荐了某一个人，却从不敢向对方邀功，让被提拔的人感到：所有的恩宠都来自于皇帝。
乾隆皇帝比其父亲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乾纲独断”。乾隆曾说：
“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间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
意思是说，在我的圣明统治下，“乾纲独断”，不仅不能有为患作乱的间臣，同时，也不应当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能有唯命是从的奴才。
像明朝那种公开骂皇帝的言官,如果到了清朝，直接会以犯圣违逆、“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以大逆条例论。
因此，清朝大臣反而很少被打批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