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王树声主动请求到大别山剿匪：我要到那里去“还账”
194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地长江防线，向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进发。
大军南下后，解放区百废待兴，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最亟待解决的是严重匪患。
鄂豫皖3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即有土匪近两万人，是河南、安徽、湖北3省匪请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败退时有计划的留下了部分武装人员，妄图利用大别山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社会环境，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这些盘踞在大别山的反动武装，极端仇视革命政权，以武装对抗革命。他们化装隐蔽、昼伏夜出，袭击、攻打区乡革命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军人家属和群众，阻碍交通，焚烧粮站，抢劫物资，发动暴乱，横征暴敛，抢劫财物，直接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5月20日，为适应日趋严峻的剿匪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北孝感花园正式成立湖北军区，隶属于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王树声任第二副司令员。
8月上旬，经华中军区与鄂、豫、皖3省协调，在湖北军区正式成立了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及中共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边区工委书记，统一指挥鄂豫皖3省参加大别山剿匪的部队，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的剿匪工作。
其实，王树声能成为大别山剿匪的首要领导，除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指挥能力的认可外，也与他自报奋勇、主动请缨有关。
早在4月份，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主持召开中原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向时任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传达了中原局的意见，准备让他随野战军南下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剿匪工作。王树声当时没有表明态度。
回到住处，王树声辗转反思，一晚未眠。自己生在大别山，从那里参加革命，是大别山的人民哺育了自己。自己一家十三人先后参加革命，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 弟弟王宏义、 妹妹王贵玉以及堂兄妹王宏文、 王宏学、 王宏儒、 王娇玉、 王春玉等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也都长眠在大别山。大别山的人民为了革命遭受了极大地灾难，对自己和红军的恩请永不难忘。现在大别山解放了，但是土匪横行，他们仍然受苦受难，没过上安稳日子，自己觉得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天，王树声找到邓子恢，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不去广西，但我是在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在大别山打了一辈子仗，对大别山最熟悉。大别山的土匪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很猖狂，不消灭不行，为什么我不到大别山去呢？我在湖北不当司令都行，只兼个剿匪司令。大别山的人民对我、对红军有恩，我亏欠他们太多，一生都报答不完。我去大别山去剿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去还账。”说着说着，这位在死神面前都不皱一下眉头的铁血汉子眼里噙满了泪水。
邓子恢听完王树声的一席话，被他的真诚打动了，表示会把他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中原局的领导认为王树声说得有道理。王树声作为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大别山一带声名显赫，有很强的感召力，是大别山剿匪领导的不二人选。
就这样，王树声重新回到大别山，毅然挑起了指挥大别山剿匪的重任。
8月10日，王树声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王树声将剿匪工作提到了战略高度来认识，认为从土匪阶级新来看，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即将灭亡时作垂死斗争的阶级武装。所以剿匪是一个不可跳越的历史任务，不剿匪就要犯战略上和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对人民犯罪。
王树声针对匪请提出了“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三管齐下”的剿匪方针，制定了大别山剿匪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决定成立东线（皖北）、南线（鄂东）、北线（豫南）剿匪部队，要求各剿匪部队在剿匪中首先以军事打击为主，集中兵力打击重点目标，其次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匪特武装，最后全面发动群众，铲除地方恶霸，建立民主政权。
9月5日，王树声下达了全面剿匪的命令，目标直指金寨及其附近地区——叛匪的老巢。
国民党军队自长江以北南逃时，不甘心失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委派汪宪、樊迅等9人携带6部电台潜入大别山，纠合地主武装、土匪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占据了金寨，并企图以此为中心在大别山地区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将该地区土匪统一编为“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下辖3个地区支队、11个支队、18个自卫团，共1.7万余人，对外号称“十万铁军”，汪宪自任中将总司令兼“鄂豫皖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
我北线剿匪部队第一二六师兵分两路，以第三七七团奔袭南溪、蔡祠堂，得手后又直驱金家寨，配合南、东线部队围歼匪“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匪众闻风丧胆，纷纷溃逃，第三七七团遂于6日回袭双河、皂靴河，俘匪首张继武，歼俘匪300多人。但狡猾的匪首汪宪在剿匪部队几次大的联合清剿中都得以逃匿。
擒贼必须先擒王！为了搜捕汪宪及其土匪骨干，王树声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第七十一师第二一三团。
9月30日，第七十一师第二一三团得到群众举报后，抓捕了汪宪的报务员。在报务员的引领下，很快找到了汪宪藏匿的山峰。这是一个狭长的山岭，当地人称帽顶山，山顶周围是悬崖峭壁，瀑布自上直泻而下，汪宪就躲藏在瀑布后面的山洞中。
剿匪部队迅速包围了洞口，汪宪一看再也无法逃TUO，只好带着十几个土匪骨干投降，其中包括副司令兼伪立煌县长袁成英。
10月1日，剿匪部队又在附近俘获樊迅、马君慈等匪首。
至此，大别山土匪最高指挥机关被消灭。
这一胜利震撼了整个大别山山区，使剿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打击了残匪士气，鼓舞了山区群众，提高了部队剿匪胜利的信心。
为了从经神上瓦解叛匪的斗志，王树声与副政治委员何柱成联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布告》，阐明了全国的形势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公布了对匪特的处理办法。
各地举办俘匪集训班，对投诚、被俘土匪进行感化和形势政策教育，促使他们反省悔过，交待罪行；对部分受裹胁入伙的俘匪经审讯和教育后即予释放，对小头目及一般官兵不关、不杀，集中学习；召开土匪家属座谈会，组织投诚人员写信，以现身说法，进行攻心。通过这些活动，粉碎了匪特的谣言，解除了被裹胁群众的思想顾虑，促进了土匪的分化瓦解。
由于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许多匪徒主动放下武器，投诚自首。至9月底，东线清剿区内投降、自新者占歼匪总数的70%。
为了教育发动群众，王树声起草并以中共鄂豫皖边区剿匪工作委员会名义于9月发布了《告鄂豫皖边大别山同胞书》，宣传剿匪形势和剿匪政策。
剿匪部队把布告、标语贴到密林、山口。同时，各部队派出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做思想工作，努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使群众看到人民政府和剿匪部队确实是为人民办事，真正是人民的军队和政府。
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投入到剿匪运动中，匪特再无藏身之地。民兵和农会会员见散匪就捉，遇匪就打，改变了剿匪工作单纯依靠正规军的局面，使匪特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紧张的剿匪工作中，王树声累倒了，持续高烧不退。华中局、华中军区和湖北军区的领导对他非常关心，要他到武汉治疗，但他坚持不走。湖北军区为了保证王树声的身体健康，派来经湛的医护人员，其中有他的妻子杨炬。王树声一边治病，一边说服妻子留下来参加剿匪工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首都北京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发来函电，邀请王树声参加开国大典。王树声心潮澎湃，热血喷涌，自己和无数先烈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怎能不机动？他多想亲眼目睹开国的盛况，亲身体验欢庆的场景。但想到自己面临的剿匪任务还没全面完成，无限遗憾地放弃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中去。
在王树声和鄂豫皖边区工委的领导下，至1950年3月，鄂豫皖边区各线剿匪部队基本上消灭了百人以上的股匪及大部重要匪首，歼匪1.5万余人，缴获火炮80门，抢1.3万余只，子弹46万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彻底摧垮了地主阶级的主要反动武装，铲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鄂豫皖边区三省十几个县普遍建立了区、乡政权，共建立14个区、60多个乡政府，匪患得到根除，大别山地区的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数百万人的生产、生活趋于正常，为实现土地革命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直到这时，王树声那颗对大别山人民始终怀有的一种“亏欠之心”才稍稍平复一些，欣慰一些。恰好他的次子出生了，他便为其取名“楚还”，意喻“荆楚大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