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途道路上，许多人耗尽了经力才得到了一官半职，因此他们更加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是在古代同样要面临退休问题，因此从宋代开始，便对此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
一、古代官场为何有两个年龄？隐藏怎样玄机。
在古代官场七十悬车，告老还乡的旧俗，然而，毕竟学而优则仕的这条道路实在艰难，有些人到了头发花白之际才做了一个官，自然非常恋栈。这样便逐步形成了为官者的自然生理年龄和所谓的“官年”两种记述办法。
宋朝官员
宋朝时就有了真年、官年的说法，真年就是实际年龄，而官年就是当官时所记录的年龄。因此为了能够一旦做官多干几年，许多人在填报年龄时大多虚报年龄，为了将来能够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多次出现年纪较大官员出任地方要职，，因此朝中大臣对此进行建议，年纪七十不许任监司、郡守。最终，宋朝进一步明确官年和实年的决定。当时的大学者洪迈气愤地说：“官年、实年居然出现在过年的文书上，让天下人知道，这难道不是君臣上下公开的欺诈吗？”据说整个宋朝只有寇准不肯减年应举。当时出现过一个28岁即出任陕州知州的事，“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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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人事任命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拟提拔的官员才28岁！最后一打听原来文及甫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的儿子，此事引起了门下省谏官的弹劾，认为主管官员的中书侍郎不是要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而是要巴结权贵“非次进用文及甫，衣结文彦博。”另一种现象就是把自己档案变得年轻，这是为什么呢？宋朝的洪迈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一旦做官，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自然是越年轻越好。其二对于以后的仕途年龄上占有优势。当时有一则笔记，三十年来士大夫的履历，例减年岁，甚至有的减到十余年，即使关系不错的人在一起宴会，也没人把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他人，否则就是不懂规矩，颇与现在不能问女士年纪为冒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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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长相老城，雍正数次盘问年龄，以至于让对方相当尴尬。
这种历史新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到了清代以至于愈演愈烈。
雍正五年的一天，在看了湖南邵阳知县简历年龄是53岁，雍正总觉得他太老“但不似五十三，似六十外人矣。再三问，言不敢欺。”虽然只是长相显老，在雍正看来，这关系到臣下的忠诚度和使用官员年龄规范问题。
看了题补山东东安营都的官员后，简历上的年龄是56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八”四川提标前营马兵费其云，履历是44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二岁”，有的甚至雍正多次注视后，总觉得履历和年龄差距太大弄得被考察者显得非常尴尬。
雍正画像
年龄造假一直是历代官员简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历代均有到龄退休制度，在履历中存在很多造假、谎报年龄问题。吏部一般对这种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彼此形成默契的潜规则，雍正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新。此后他还专门对虚报年龄做了专门批示：“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多有不实。或年岁本少而增之为多，或年岁本多而减之为少。”与此同时又下达了一道关于及时改正虚报年龄的谕旨：“特发训谕，凡各官从前之年岁不实者，着即改正，令以实在年岁开明注册。”雍正非常注重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也并非只因为年龄略大就不再使用，如果有才能，雍正照样破例留用。山西太原总兵向雍正奏报，平桓营守备梁玉年68岁，但工作方面非常突出，只因年老问题而被纳入退休范围。雍正反对这样办理，认为人才可用，于是提升梁玉为游击。《清世宗实录》
咸丰时期票据
不光雍正对官员年龄相貌和档案记载问题给予关注，在此前的唐宋，年龄问题一直成了官员难以回避的问题，且大体有两个极端，即官员看着太年轻，而简历写的年龄达到了标准。另外一种请况是官员看着太苍老，而简历写的年龄却小了很多。这种现象到了清代也基本大致相同，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年龄与外貌不符的现象。从当时文官籍贯和各省官员的平均年龄来看，平均年龄小的省份，其得官相对较易，八旗出身的官员年龄最小，平均在40.8岁左右，其他各省中级官员如通判、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典史平均年龄在44.3岁。同知、知州、知县为中间层级，平均年龄为44.6岁；主事、郎中、知府、道员年龄层最高，平均为46.1岁。《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
三、做官为何如同走驿站？从宋代开始这一难题到了清朝也未能有效解决。
从宋朝开始，做官的资格限制越来月多，回避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为防止地方官员长久于一地为官，椅子还没坐热就给调走。乾隆时期，认为郡守县令必须久于其任，方能治理一方。然而这样的弊端是，给了地方巡抚揽权的机会，为州县官员大开奔走之门。
就一个省而言，属你僚全看巡抚的脸SE行事，巡抚偏私好谀，属僚就要善于逢迎。三年大计决定升迁，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位必须先纳贿赂，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到引荐。一且出现属员缺位，一时拿不出钱，就要求他日回报，如此才能得到推荐。
清代官员
对于承上启下的知府一官，因为向上升一阶，就是监司大员，进而为布、按方面大员，因而更视现任为传合，所做的事请就是连迎上司，以图升迁。
由于官如传舍，人无久志，致使为官者得过且过,苟且目前，不思进取,甚至旷职废事。乾隆时雅尔图在河南为巡抚，官署长满茂草，也不修整,更何谈其他。许容在湖南任巡抚,甚至用文书废纸糊衙署，气得皇帝也说“这些就是所谓以官为传含的典型”。雅尔图、许容在当时被称为勤于职事的省级大员，他们尚且如此，其他省可以推想是什么样子。到了州县官，“在官无异一驿耳”，做官像驿站一样，只是匆匆过客,何必要有长远打算。人在旅途，官也如此，要想让他们为民做事，岂不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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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就说，现今的亲民官，虽然不至于贿赂公行，也不乏兢兢职守的人,但功令森严，考成追迫，每天在文山会海之中，哪有真心以民为念?知州知县的本意是让他们周知一州一县之事，经神必须贯注,有事在衙署办理，无事巡历乡村,但现在的州县官，只以公文往来为事,平日安坐衙署，或者奔走上司门前，跑官要官，州县官的本意已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