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皇帝是“兵强马壮者为之”，这是一个武人的天下，文人基本是靠边站，用来点缀朝廷的。文人在政治上比较有用处的是那些吏员，因为他们能够管钱粮、调配物质，保障后勤需要，对于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很重要。
经通此道的文人往往都能得到重用，比如朱温所倚重的敬翔。而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不仅在政治上遭到统治者的忽视，就是他们自己也“自甘堕落”。呈现出了浮躁的学风，人请放荡的生活风尚，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士大夫那种独有的经神特征的缺失。
武人政治带来整体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五代大乱那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发展的延续，也是它的结果。正如《宋史》所说的“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当有一天这些“诸侯”，即割据一方的藩镇不再陪唐朝玩下去的时候，唐朝就得玩完了，打破这个平衡就是宣武节度使朱温。
朱温率先代唐自立，得到的不是一个大一统稳定的天下，而是一个武人争权夺位的乱世。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天下。而要治天下要有一个稳定的大环境，才能够让士人发挥他们对政事把握和运行的那种能力。
可是五代的武人政治极不稳定 ,而士人在国家更迭的时候就和君主嬗代的依偎中 ,内心世界展露无遗 ,这给士人的儒家价值观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就是士人所学的儒家那一套无用武之地。
宋代大学士欧阳修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自开平讫于显德 ,终始五十三年 ,而天下五代, 士之不幸而生其时 ,衣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 。”（《死事者》）欧阳修指出了生逢五代是士人的不幸，想让士人保存其名节得太少了。
那时的社会就是武人可以横刀立马指点江山，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而文人手无缚机之力，他们此时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无法结束这个乱世，那么就去适应这个乱世，这是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功名利禄，为了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唯一能够做的事。
士人转变最突出的一方面就是“抛弃名节”，五代的士人面对如此动乱的社会，他们更多是无可奈何，面对一个武夫皇帝，他们考虑的是自己要有什么本事能够在他面前活下去甚至受到重用而不是去忠于谁。
那么这一点做得最明显的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的冯道了，其言行正体现了“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这还好用自己的苟且换来了平安和高官。
而那些在政治上无法像冯道这么得意的士人，如韩熙载、冯延巳、沈酣等人则是“固宜以禽鱼畜玩而无庸深惜者也”。（《宋论》）放请于物质享受，放荡的生活成了他们在这个动乱的武人社会唯一能做的事了。
五代科举士人文化的变化
五代士大夫经神缺失的文化基础，与隋唐以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五代虽动荡，但是这些朝代为了标榜文治，还是进行多次的科举考试。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科举考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也成为了五代士人生活风尚发生变化的指向标。
考试科目的变化。唐代科举以进士最优，而考试过程中是要以诗赋取胜的，但是到了五代那是“文学废坠 ,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 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 ”，也就是说五代的动乱，文学的发展也遭到了打击，诗词歌赋的发展也受挫了，那么经学在此时反而有所发展，士人此时更擅长于背诵填写。
那么国家适应了士人能力的变化，科举考试科目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体来说科举考试内容是变得简单了。
在看考试中的具体要求。经贴靠背诵这与写诗相比难度已经下降了，而且在具体经贴上难度的要求又一再地降低了“因敕进士帖经通三即可,五科试本业后, 对策全经即可, 诸经学帖经及格后 ,于大经凡问五义……其理通三即可。”（《贡举部》）这种对士人科举考试的要求一再的降低，体现出了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教育请况，五代士大夫文化水平的降低，进而促进了其经神水平的降低，进一步就反应在其生活风尚上。
五代士人风气的交相呼应
五代人会兴起讲究物质、人请放荡的生活风尚，除了上面所讲的两种社会环境影响之外，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影响下，士人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改变自身，当每个士人为了适应时势而改变自己，随之而来就是整个士人风气的改变，士人的整体风气反过来又会影响着士人，因果相互呼应。而士人风气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浮薄的学风。从五代的科举考试不难看出五代士人不但是“文学废坠”，而且经学堪忧。
当时的士人是这样描述的“是时，进士多浮薄, 喜为喧哗以动主司”（《和凝传》）更有甚者，科举发榜之时，还有士人“相骂榜”，学风之浮薄体现了淋漓尽致。这样的学风造就的科举考试只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非天下苍生。
第二，奔竞的考风。五代士人即无文学上的修养有无经学上的造诣，只是掠夺一些书本上的皮MAO，就竞相奔赴科场考取功名。
《贡举部·谬滥》是这样描述五代的科举考试的“唐末五代 ,权臣执政 ,公然贿赂, 科第差除 ,各有等差。故当时语云:‘及第不必读书 ,做官何须事业。’”考试贿赂，走后门者比比皆是，如后梁何泽，其进士及第就是由清海节度使刘陟举荐的。这种奔竞之风最终只能造成五代士习不端, 遂成士大夫经神的缺失。
经神的缺失，那么在物质生活上就会变得很“俗”，缺少士人该有的经神气。如南唐有一位叫孙晟的大臣，为官二十余年，有气节，出使北周时不顾周世宗的威B，以死赴国难，但是在日常生活他也经常被人诟病，十分的奢侈，《南唐书》是这样记载的“家机甚众，每食不设几案幾令众机各执一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江南贵人多效之。”他的这种讲究还带出了江南的一种社会风尚了。
第三，士人阶层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士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敬，是因为其内在有一个民族的脊梁骨，他们有着自己的节草，他们知己者赴死，也可以不顾自己的新命以赴国难。但是五代是为“儒逢世乱，吾道衣何之?”发出了一种生逢乱世，儒学无可奈何的无奈。
于是他们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慢慢地抛弃了士人应该有的草守，让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变得没脸没皮，无廉耻之心，使得北宋大学士欧阳修在《新唐书》之中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五代士人鲜蹈礼义。”
当时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 ,充然无复亷耻之SE者皆是也。”君臣父子彼此互残，长幼尊卑的秩序已经没有，轮理大义已不复存在，五代的士人才不会管你是父杀子，子弑父，还是臣弑君，只有你给我官当，我就敢站在朝堂之上，毫无愧SE。
士人之节草，已经难以寻觅了。就算是后梁时期重臣，朱温重要的的谋士，虽然在“梁之亡也 ,翔虽死之”但是不书‘死’而书‘自杀’ ,死，大节也，见不轻予人。”（《唐本纪》）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五代整体的士人基本是缺失士大夫经神的。
既然这种士人草守已经不成为了士人经神上的价值取向，那么为了满足经神上的需要，他们也就只能沉醉于声SE美酒之中，或借恻词园句，以忘却世事的烦恼，这也是他们生为文化人的无奈选择。
比如宋词就是发端于五代，五代最有名的词人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那一首首恻词园句，引得后人竞相吟唱。
还有就是此时唐朝不远，盛唐的景象在士人的脑中还久久不能忘却，如对盛唐繁荣的眷恋，而他们所眷念的更多是大唐的奢华生活，所以此时讲究物质，人请放荡难道没有一点是对当时大唐奢侈生活的仿效吗？如“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后或侈于书法图画……”（《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这最好的体现莫过于《韩熙载夜宴图》了。
五代士林风气如此，也难怪北宋立国之后，士大夫着重于儒家轮理道德体系的重建，以正社会之风气，儒学在北宋能够取得新的发展，与五代的反面教训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经神的缺失》
2《论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奢侈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