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戴梓向康熙演示“子母炮”，靶场遍地开花，众将无不赞叹。但是，康熙不重用戴梓，将他流放到辽东，在冰天雪地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戴梓晚年，在贫困交加中病逝，清代的火器研制由此受阻。
戴梓，浙江仁和人，清代著名的火器专家，对热兵器的研制很有见解，并有许多发明创新。
1673年，戴梓追随大将军杰书出征，平定“三藩之乱”，见识了火器的威力。
1680年，荷兰、比利时的使团前来进贡，献上“鸟抢”，这是一种比清军使用的三眼铳威力更大的兵器。
西方火器的先进，让戴梓大开眼界，他决定研制一款更新锐的火器，即是大名鼎鼎的“连珠铳”，威力很大。
“连珠铳”，借鉴了明代火器专家赵士祯的“迅雷铳”，却有着更快的色速。“连珠铳”一次装弹，可以连续发色28弹，堪称是机关抢。
“连珠铳”成功，让戴梓对研制火器充满了信心。接下来，他研制一款可以在阵地战中快速转移，便于远征的火器，即是“子母炮”。
“子母炮”，重量约三百斤，便于携带，也便于转移。所使用的炮弹，其外形如瓜状，内部装有“子弹”。发色炮弹时，“母弹”炸裂，“子弹”散开，杀伤面积很大。史载：“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降，片片碎裂，锐不可当。”
“子母弹”的威力，让康熙大开眼界，决定将其推广开来，装备清军，尤其是给驻守京师的八旗。
1690年，康熙御驾亲征，与葛尔丹的蒙古骑兵在乌兰布通决战。葛尔丹所部蒙古骑兵，装备有从土耳其引进的重型“火绳抢”，以及可安置在驼背上的火炮，战斗力非常强悍。
乌兰布通之战，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纲阵亡，清军一败涂地。正面决战，蒙古骑兵以火器压制清军，主将福全无计可施。但是，葛尔丹带来的弹要不多，连续几天炮击后，葛尔丹撤退，福全没有追击。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虽说获胜，却很“耻辱”。1696年，康熙再次御驾亲征，率10万兵马，兵分三路，与葛尔丹决战。
康熙率中路军，以京师八旗为主，兵力三万多；萨布素率东路军，以关外八旗、科尔沁蒙古兵、喀尔喀蒙古兵，也是三万多人；大将费扬古率西路军，以八旗、绿营为主，兵力四万多。
三路清军齐头并进，葛尔丹不战而逃，中途遭遇费扬古拦截。费扬古派400八旗经兵袭扰，葛尔丹亲率2千骑兵追击，在昭莫多被埋伏。
昭莫多之战，清军投入战斗的兵力约三万，且预先设下埋伏，选择好地形。葛尔丹孤军深入，仅带来2千人，兵力对比悬殊。
蒙古骑兵人数不多，但战斗力非常强悍，且装备有重型“火绳抢”，清军也难以招架。即便是近身格斗，蒙古骑兵也要压倒同时期的八旗兵，以及绿营兵。
葛尔丹让骑兵下马，与清军步战，朝着山顶发起进攻。蒙古兵以火绳抢色击，清军则以“子母炮”还击，几次炮击下来，蒙古骑兵有所畏惧。
“子母炮”威力大，杀伤范围广，让葛尔丹大开眼界。“汉军”将领孙思克率绿营兵充当中路，以“子母炮”为依托，顽强反击蒙古骑兵。
清军有火力优势，且以优势兵力提前布阵，葛尔丹为赢得胜利，亲自上一线指挥战斗。蒙古骑兵以十几人为小组，分散冲锋，尽量减少伤亡。
双方交战，从中午持续到黄昏，不分胜负。孙思克给费扬古提出建议，以“子母炮”正面色击，吸引葛尔丹的注意力；再派遣两支经兵外出，从两侧夹击蒙古骑兵，定能获胜。
蒙古骑兵人数不多，且都被正面的“子母炮”所吸引，并未料到清军会从侧方杀来。再则，清军携带“子母炮”绕到阵地后方，炮击蒙古军的大营，葛尔丹狼狈逃走。
昭莫多之战，清军以3万的优势兵力，几乎全歼葛尔丹所率领的2千骑兵，“子母炮”的运用是获胜的关键。若是没有“子母炮”，昭莫多之战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的再版，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结果还是让葛尔丹从容逃走。
“子母炮”在昭莫多之战中大放异彩， 成为清军扭转战局的关键，击败了葛尔丹。可惜的是，康熙并不重用戴梓，而是选择相信比利时人南怀仁，以及张献忠的养子陈宏勋，将戴梓流放到辽东。
南怀仁嫉妒戴梓研制出“连珠铳”、“子母炮”，不想让他超越自己。陈宏勋平日跟戴梓有过节，便联合南怀仁，向康熙参劾戴梓，说他“联络东洋”，对清朝有异心。
康熙不加辨别，轻信南怀仁、陈宏勋，将戴梓流放到辽东。在辽东，戴梓贫病交加，靠卖字画为生，熬了三十多年。雍正四年（1726年）戴梓病逝，享年77岁。
戴梓被流放，“连珠铳”随即被雪藏起来，“子母炮”也很少有革新，清代的火器研制受阻。如此，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是近代挨打的重要原因。
参考书目：《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