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四十岁的郭崇焘来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
在这一时期，他的日记和书信写满了他对京城官场的观察：
“京城气象凋耗，而相与掩饰为欢，酒食宴会，转胜往时。文昌、燕喜诸处，无日不音乐，无日不有绿呢轿排列门首。”
“京师浮言最甚，然浮言之起，由士大夫无识。”
“仆常以谓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
“天下之乱，皆在官者为之也。”
“百姓之乱犹可治，官人之乱乃真乱也。”
“以官为市，而方伯为之居间，纪纲扫地尽矣。此大乱之征也。闻此为之慨然。”
“涉世故四十年，深悟士大夫之无耻，无往不极其致。其端兆自人心，而其害必中于国家，求免于危乱，难矣。”
“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
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在是战还是和之间暧昧不清。战吧，终归惴惴，难以取胜；和吧，泱泱大国，一味隐忍，面子上过不去。
当是时，感愤机越的声音充斥朝野，众人皆慷慨以昂，似都已准备好洒血战场为国捐躯。一日， 郭崇焘去拜访陈孚恩，遇有人客数人在谈论洋务，一意主战，便笑言：“办好洋务，洋人的问题就解决了。要是与洋人打仗，恐怕问题会没完没了。”
客人走后，陈孚恩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提醒他：“你的话很有道理，我很认可，但不要公开谈论，免得被人抓小辫子。”
后有论者评论：“此即是国人最大病痛，盖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不言战，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截然不同。此非咸同之际为然，至今恐尚尔看。”
恐怕，这种公廷与私室的截然不同，不独咸同之际，也不止于论者的“至今”，恐怕还包括今人的“至今”和今人的后人的“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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