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胤禛对浙江文人的厌恶不是没有由来的，原因其实倒也简单：浙江籍的文人在当时，对雍正帝的诋毁最深。
雍正帝可不是好惹的
至今流传下来关于雍正帝的那些传闻，其源头和始作俑者，离不开一个人物。
他就是汪景祺。此人出生于公元1672年，原名日祺，字无巳，号星堂，浙江杭州人氏。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中举。
他为人豪迈不羁，但不是在体力上逞英武，而是一支笔很会写。雍正初年，他遇到了那个他不该遇到的人——年羹尧，成为了年羹尧的幕僚。
当时年羹尧正是圣恩荣宠，深受雍正帝信任，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和岳钟琪等人一起讨伐罗卜藏丹津，横扫青海。
而汪景祺一路跟随，他不甘寂寞，既然不能上马打仗，那就下笔投抢吧，于是写下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
汪景祺等文人写文章太厉害
如果汪景祺知道这本书能让他上断头台，恐怕死也不会写了。
这本书出了什么问题呢？四个字：瞎编，夸张。
书中，他称呼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
他把这本书送给年羹尧收藏，年羹尧欣喜收下了。
按理说，汪景祺对年羹尧的“仰慕”和雍正帝对年羹尧的“夸赞”没什么差别，都是可劲的吹嘘年羹尧，然而，年羹尧当真了，膨胀了，最后被雍正帝清算了。
清算年羹尧的时候，这本书被人在年羹尧家中发现，呈上了雍正帝的桌案。
雍正帝剧照
雍正帝看过这本书后，勃然大怒，亲笔写下了读后感：“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这本书里如果只是对年羹尧的吹嘘也倒罢了，偏偏还有很多乖离夸张的内容，试举几个例子如下：
1、写的内容过度“现实”，这种内容让雍正帝看到，他不但绝不相信，而且会无法接受。
《西征随笔》文体像是旅游日志和日常札记，可书中处处能见到讽喻议论。汪景祺把这一趟西行之旅写成了暴力与惨状的见闻录，他每日从当地人士的言语，还有客栈里的客旅漫谈闻悉种种触目惊心的消息。
许多人告诉汪景祺连年征战的惨状，不仅战场上尸横遍野，与官军交战的部落民族在被下狱之后亦受尽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还告诉汪景祺，官军掳掠、强暴妇女，并将之配发官兵之家为奴。
年羹尧政治智商堪忧
2、书中确实有挑动民众反抗的意图，并且记录下了人民“正义的反抗”，但这些内容多半是听来的故事，和武侠志怪小说没什么区别。
汪景祺在书中自称代表西北各省汉人百姓的心声，汉人的土地被课以重税，以支应连年的边疆战事。汉人和部落民族死于饥馑的人数不下于死于战事的人数，于是土地任由荒废，卖子鬻女，妇人靠出卖肉体营生。盗匪蜂起、四处流窜，百姓的惨境更形雪上加霜。
他在晋西和临近黄河的地方听到了许多土匪的故事，特别记载了很多啸聚山林的女匪徒打家劫舍的故事，什么“翡翠女”投掷长矛快如闪电，“小云”大刀刀法经奇，“玉女”硬功神色赫赫闻名，“紫云”总穿紫衣，带紫弓紫箭……
3、讽刺康熙和雍正，以及朝堂重臣。
汪景祺在这本书中盛赞了两个人：年羹尧和年轻的将星岳钟琪，但他在夸赞这两人的时候，顺带把雍正帝骂了，认为以年岳两人战功彪炳，雍正的赏赐并不匹配，连公开表扬他们的战功也不曾有。他们绝对有权对所受的待遇表示不满。
年羹尧也确实膨胀，书里有这样的内容，他竟然还敢欣喜收下此书，换成是岳钟琪，绝对办不出如此失了智的事请。
书中很多内容讥讽康熙、雍正，说他们易受欺瞒，个新吝啬，穷兵黩武，漫无节制。他还搞了一个类似排行榜似的名册，上面写满了当朝重臣的名字，全都指名道姓，详列其出生地，中科甲的时间。他说这些人处事凶残，以礼教令无辜男女无端送命。
一代名臣张鹏翮
比如躺抢的那位重臣张鹏翮（音he），他是清朝一代四川官位最显赫，声名最响亮的人物，也是一位杰出的治河专家，进士及第，历任各部、康雍两朝内阁大学士，督导河工，出任无数皇帝特派之职。
然而到了汪景祺这里，张鹏翮纵请SE衣、狡猾取宠，面敷脂粉有如戏子，《西行随笔》中还绘声绘SE讲了张鹏翮一桩八卦丑闻：张鹏翮在早朝之后，便急忙直奔家中卧房，侍女一丝不挂，正在房里等他。张阁老连朝服、官帽都还来不及TUO去，就站在床沿办起事来，侍女还用脚绕着张鹏翮的脖子和肩膀。
雍正帝看到这些内容，大骂起来，说汪景祺罔读圣贤书、不顾先人养育之恩，“大逆不道”，“讥讪谩骂”帝王之家，最后下旨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年及十六的儿子也处死，妻与其余子嗣发遣边疆为奴。
而私藏此书却不告发的年羹尧，也因此获罪，成为他九十二条罪状中是五项“大逆之罪”之一。
这本奇书至今仍然流传
可以说，汪景祺案是致使雍正怨怼浙江文人的起因。然而事请不是那么简单的，差不多同一时期另外几个人物的登场，加深了雍正帝对浙江文人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