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是后金（清）的主要兵种之一，可以说优质的战马对后金的战局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早在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起兵反明之前，他的军队结构里骑兵已经有相当比例，就比如说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改赤接待明、朝官员的时候，9000兵马列队欢迎，其中3000名就是骑兵。《李朝实录》记载：“老可赤（努尔哈赤）副将领骑兵三千余名整立道下，或带弓矢，或持抢杖，步军六千余名，成三行列立。”
而据熊廷弼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奏疏反应，建州女真在辽东边境常以数千骑兵往来边境（或7000，或8000，或5000），“乃今复以七千骑入靖安堡，无何，又以五千骑屯抚顺关”，在反明后的萨尔浒战役，约6万人的后金军几乎全员以马匹机动，五天七战赢得了战役胜利，可见马匹是女真人赢得战争的重要保障。那么后金政权的战马从哪边来的呢？
第一、马匹本来就是建州女真养殖的重要牲畜，建州地区的马匹养殖数量非常之大。
很多人认为东北不适合养马，这就有点先入为主了。当时东北地区的马匹数量不仅众多，而且战马质量上不比蒙古草原马匹差，甚至出产于东北的马匹还要比蒙古马高大许多。
众所周知，畜牧业是女真人仅次于农业的又一个重要生产部门，作为重要的战争和生产资料，努尔哈赤时期就非常看重马、牛的繁育，所以马匹数量十分庞大也在请理之中。在天命五年（1619年），李民寏从赫图阿拉返回国内途中，他亲眼看到婆猪江（今浑河）到万遮岭（吉林省吉安县西老岭）六七十里间放养着数万匹马。《栅中日录》记载：“所经婆提江、万遮岭之间，六、七十里之地，放牧马群漫山蔽野者，不知其几万匹。”
而据李民寏另一部著作《建州闻见录》所言，后金军的马匹占有量相当之高，指出女真人所养牲畜，以马匹为最多，“六畜惟马最盛”，而“将胡之家，千百成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从东北出产的马匹还具有体力好，身形高大这样蒙古马所难以企及的优点，东北出产的马匹“五六昼夜绝不吃草，亦能驰走”，据欧洲传教士所言满八旗所骑乘的东北马在体型上几乎与欧洲马一致，且非常强健。《鞑靼征服中国史》说：“至于体型和强健，它们不输于欧洲或阿拉伯，乃至全世界的马匹，具有极大的气概和经神，非言语所能形容，令人难以忘记。”
优质的战马足以支撑起后金军的重骑兵冲锋，并且因为马匹质量较高，在骑兵作战中对明军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由于不善养殖，明军很多军马碰到口外马匹居然出现了怯阵现象。《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此有所记载：“他们有无数军用的马，但都退化得厉害并缺乏勇武经神，甚至鞑靼人的骏马一叫就能使它们溃散，因此打起仗来实际上是无用的。”所以，在努尔哈赤造反前，建州女真本来就出产为数众多，质量较高的马匹，这些马匹当然是优质的军马来源。
第二、随着征服漠南蒙古，控制了大量适合养马的地带，开办牧场，繁育马匹。
随着与明的战争规模扩大还有人口的增长，马作为重要的战争工具真是多多益善，如果只在东北繁育战马，显然是不敷使用的，所以就急需开辟马源。
清太宗皇太极通过三次战争，彻底消灭漠南蒙古的霸主察哈尔部后，使漠南蒙古完全臣服于后金的统治，这样就占据从河套到内蒙古广大的适合繁育马匹的区域，皇太极见此地广袤无垠，适合牧马，遂继承辽、金的传统，广开牧场，扩大马匹来源。《口北三厅志》记载：“我太宗文皇帝，既平擦汉，谓此地宜畜牧，遂历置公、私牧场于此。”这些牧场的开办，无疑提高了后金的军事实力，同时也断绝了明朝与漠南蒙古的马市，使明朝获得优质战马难上加难。
第三、建州女真兴起后，通过不断战争也获得了数量巨大的马匹。
后金在崛起过程中，难免会与其他政权爆发机烈对抗，通过这些战争也获得了数量巨大的马匹，就比如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之战，便就地缴获战马3000匹，“斩级四千，获马三千”。
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后金军攻占抚顺后，缴获马匹9000匹，分赏部下，“是日，分赏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及军械，于明边内驻营”。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后金军缴获战马6000匹，“以阵获马匹六千，择其优先行赏给八大臣、众总兵官及副将各一匹”。在出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时，“俘获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
这些还是大宗缴获马匹的数量，至于零零散散缴获马匹数量更是史不绝书。
除此以上三种途径之外，后金在天聪六年（1632年）征讨察哈尔部之时，还在张家口开办马市，“我军大市于明张家口”，用物品向蒙古牧民换取马匹。还有各蒙古台吉在朝拜皇太极的时候，还会携带数量不等的马匹。当然，蒙古贡马在马匹来源中属于较小的一部分，比不得开办牧场、马市、战争缴获这样的途径。
在扩大战马来源的同时，努尔哈赤、皇太极还十分注重战马的保护，就如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命令各官要善养马匹，并出台法令加以规范，如果马匹瘦弱，必然追究养马之人的责任：“倘马匹瘦弱，则杖罚马主与该千总，该管官每匹瘦马罚银一两”。而皇太极明确要求禁止在祭祀祖先、鬼神以及婚丧嫁娶之事上屠宰牛、马、骡、驴等大型牲畜。《清太宗实录》说：“马骡以备驱驰，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请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席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驴、骡、马，永行禁止。”
不仅如此，据《满文老档》记载在皇太极时代还设立“牲畜衙门”，这或许就是最初的马政机构。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苦心经营下，后金的养马事业达到了非常繁荣的地步，供应可谓充足，如在天聪七年（1633年），为了迎接孔有德、耿仲明的来归，皇太极就一次新划拨了2000余匹战马供他们骑乘，“上所发马二千余匹，给与有德、仲明等乘之”。在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又拿出1000匹马作为奖励，赏赐有功将士。《清太宗实录》记载：“朕衣以马千余匹，给与众人，自公以及固山额真，下逮披甲兵卒，不论满洲、蒙古、汉人，有愿冲锋破敌、先登拔城为国效力者，准给马匹。”
综上所述，后金的马匹来源非常广泛，大致有四个途径：自己养殖、战争缴获、互市交易、蒙古进贡，而巨量的马匹很显然对后金的战争机器起到了无与轮比的补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