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是被前清退役营级军官武士英从后面开了一抢。
武士英生活困难，没钱花。
武士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
应桂馨是长期混迹于上海的灯红酒绿，缺钱花。
应桂馨又是受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指使。
洪述祖自然是受国务院总理赵秉钧指使。
至于赵秉钧是自己私自做主，还是受袁世凯指使，就无从说起了。
因为以上这四位：
武士英、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全部死于非命。
这就叫“死无对证”！
武士英打出的子弹穿过后背，斜着进入腹部。
如果正着进入腹部，宋教仁可能就不会死了。
当时的大上海医疗条件不错，让宋教仁在痛苦中又活了两天。
才有了这篇发给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报。
这份电报，表达了三层意思：
1、老子才31岁就这样死了，没有实现理想抱负，没有为国为民多做贡献，死不瞑目。
2、如果你袁世凯对老子所提出的政治理想抱负，给予多多关注，早日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老子虽死无憾。
3、不管是不是你袁大头干的，反正老子要死了，无所谓了，你心里有数就行。
有人说：
孙文是军政之才，黄兴是训政之才，宋教仁是宪政之才。
其实不然。
身处乱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身之道，特别是有能力的人。
孙中山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活着的第一意义就是暴力推翻清朝统治。
然后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
同盟会是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而来。
黄兴和宋教仁是华兴会的，虽说和孙中山一样都要建立共和国。
然而方式方法却是不一样的。
黄兴略微大老粗，和孙中山经常意见不合，但一直坚挺孙中山。
宋教仁却是文化人，和孙中山是若即若离的关系。
政治方向上，和孙中山也有很大不同——
比如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宋教仁坚持内阁制。
换句话说，宋教仁对议会内阁制的痴M，路人皆知。
1911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
组建这个党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未来的第一届国会大选中赢得大多数。
然后宋教仁就是内阁总理。至于总统嘛，只是负责签字的花架子而已。
实权在内阁。
宋教仁的政治追求，和两位大佬孙中山、袁世凯都不相同。
孙中山是希望用总统制，加强对共和国的领导建设。
袁世凯是希望用总统制，进行独裁统治。
但两人都对宋教仁不满。
宋教仁中弹后，痛不衣生，连呼：“罢了，罢了！凶手如今在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别人有私仇。”
这位是搞政治的好材料，可惜却对人新一无所知。
私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公仇。
私仇是有显而易见的原因的，公仇的原因却高深莫测。
1912年7月，宋教仁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工作。
因为孙中山认为共和既成，可以安心的修建铁路去了。
当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将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成立了国民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党魁。
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你改组同盟会可以，但是宋教仁为了获得议会大多数，将能纳入的杂牌党，全部纳入了国民党，还自己做了党魁。
孙中山会怎么想？
1913年，宋教仁的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大选中，获得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大获全胜。
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成为民国的一把手，势成必然。
当时的他还在上海，于是赶忙乘火车准备北上。
结果在上海沪宁线火车站遇刺，两天后含恨而亡。
一般逻辑推理认为：是现任总理赵秉钧眼看总理位置不保，所以暗下杀手。
只是一般逻辑推理。
非一般逻辑推理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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