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83)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唾骂声中出使又于骂声中回国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他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需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后,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时湘音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其内心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之景,于当天日记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对西方由一知半解到一一印证,尤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此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连小楷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然而,同时发生之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又“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M思中早点觉醒,以确定增强自己对世界之了解与认知,减少因颟顸而来的自我伤害。
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新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请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新,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轮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新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新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891年7月,郭嵩焘于长沙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其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旨意:“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氏更多“事迹”非本书探讨内容,不多赘述,有兴趣之读者可搜集更多郭氏资料参阅)......
孟容虽年小曾子城五岁,但其“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志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之醉心潜研湖湘之学业、之经神、之成就初显,一度被曾氏赞为“卧龙”之美誉,开始对湖湘学人产生影响,比肩鹊起、驰骋宇内;着力弘扬湖湘学风,将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开始走出来的影响与成就来看,称之为“卧龙”实不为过。经其与时下的猛士高人的共举,使湖南由一隅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渐渐向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靠拢,使近代的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渐成鼎足之势来讲,非伟力不能为,更有此见,曾氏所言非兴致所至而为。
往往学术之人往往待人处世过于理想、甚至迂直,亦会自视过高而为常人所不解,其心气傲岸、高冷孤傲气象,亦则难为世人所容。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其坚持与坚守,决然体现其力践圣道,而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处世态度,是十分令人敬仰的。恰恰这点,体现了中国老一代文的骨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从其身上证明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刘蓉为湖湘的经世之学做出非凡贡献,但其身为儒仕仍然未完全摆TUO旧时儒学之士腐儒弊病,自有其时代与个人局限新。既不似曾氏之大胆改造桐城派以倡洋务之风,而使陷入“空谈误国”式的空洞学术;开始关注时务、社会之学,以改良时风、影响时局。也不似郭氏之完全敞开心扉接受外来学问与事务,倡一时之新风。
而郭氏又是另一番景象,开放之过又为时下不容,多次遭受不公仍不改所为;虽同为后世敬仰,但其三子各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客观公论,即便是一时的是非曲直难以权衡,但大体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留世存史的(这些均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因二人与曾氏属相交终生之人,本书亦有多部多个章节述及)。
简单述及刘蓉郭嵩焘之人之事,有些属后来之事,有些与本书无关,不再赘述。
再说回此时的曾子城,在此二友挟持之下如同开挂了一般,于功名学业上突飞猛进。虽是学业学问颇有长进,但作为曾子城可不敢对科考有丝毫的疏忽与轻视,因为这条路才是他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