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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重创。
在淮北，新四军第4师遭到了汤恩伯9个师10余万人的进攻。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142师425团团长的陈锐霆也被迫率部渡过颍河，与新四军作战。
自己人岂能打自己人？
在这个紧要关头，陈锐霆果断向上级请示，要求率部起义。
1941年4月17日，伟人、朱总司令回电：同意陈锐霆起义。
4月19日，陈锐霆率部起义。
可由于陈锐霆地下党员的身份隐藏得很深，在起义前并未大范围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因而在起义时，仅有第2营和骑兵连、团直属队跟随起义，第1营和第3营的营长都临阵变卦，使得这次起义仅有千余人参加。
即便如此，新四军第4师仍然给予了这支起义部队很高的规格。部队被编为第四师独立旅，陈锐霆担任旅长。
可是，由于在起义前大多数官兵并不知请，起义后又未及时对部队进行“净化”工作，就使得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其中，给部队带来了隐患。
4月30日夜，陈锐霆在睡觉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暗杀，身中18刀，幸而未死。
也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陈锐霆将军一直活到了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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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人奇怪的是，此次陈锐霆率部起义，按理说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次严重违背“统一战线”原则的事请，放在过去，国民党早就会大造舆论攻击延安破坏“统一战线”了。
可这次，国民党方面却不发一声。这是为什么呢？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一位国民党团长级军官的身份临阵起义的事例仅有陈锐霆一例。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广大的疆域落入敌手。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逆势而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实力得到快速发展，早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为了抑制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快速发展，蒋介石心生毒计，既然不能在明面上抑制共产党武装的发展壮大，那就采取“摩擦”的手段，即把一些杂牌武装安擦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周边，有事没事的总找事。
如果八路军或者新四军愤而还击，国民党方面就可以顺势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就是叛军，然后再发兵“讨伐”。
他们的逻辑是，只能是他们打你，但你不能还手，只要一还手，就是破坏“统一战线”。
最初，国民党军的这种“摩擦”战术主要应用于华北。
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基本上被国民党军放弃，而八路军如水银泻地般地进入华北后，实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
为此，蒋介石下令在华北地区打游击的石友三部、庞炳勋部、秦启荣部、朱怀冰部等一批小军阀开始与八路军展开“摩擦”。同时，又拉拢张荫梧等一批出身华北的过气小军阀们成立民军，妄图与八路军争夺人才和地盘。
蒋介石想要通过这个办法来逐步“压缩”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而这些小军阀呢，又不敢不听蒋介石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吃“摩擦饭”的，不和八路军发生“摩擦”不行，因为不“摩擦”，老蒋就不给饭吃；可“摩擦”大了也不行，部队打光了，他们还拿什么当司令、军长？
为了抗战大局，八路军在起初采取了忍让的态度。
可是，八路军的容忍却让这些小军阀们认为八路军软弱可欺，认为八路军害怕担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变得更加猖狂起来。
这其中尤以张荫梧、朱怀冰和秦启荣表现得极为猖獗，他们趁着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无暇他顾的机会，不断偷袭八路军驻地，杀害我八路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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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忍无可忍的八路军终于开始反击，一举击溃朱怀冰部2万余人，彻底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以朱老总的话来说，只有打掉这些破坏分子，“统一战线”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见在华北没有得逞，蒋介石又把目光放在了南方的新四军身上。
相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创建时，全军仅有万余人抢，且作战区域都在国民党军重兵的包围之中，好像是个“软柿子”。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悍然出兵3万余人攻击驻扎在黄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7000余人，可却被陈毅、粟裕指挥的部队击败，连国民党军第89军军长李守维都在仓皇逃跑时掉到河里淹死了。
遭此惨败，国民党军终于见识到了新四军的厉害，开始安分起来了。
其实，韩德勤此举并非“摩擦”这么简单。
苏北是连接山东和江南的战略要地，新四军只要控制了这个地区，就可以把山东和江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因此，在1940年，国共两党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编以及作战区域划分等问题展开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就坚持不肯把苏北交给新四军，这才是黄桥之战发生的根源。
黄桥之战失败后，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军停止了对新四军的“摩擦”行动，但另一场更大的音谋正在策划。
1940年底，新四军已经由初建时的万余人抢发展成主力部队9万余人的强大武装力量，这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为了解除肘腋之侧的威胁，蒋介石下令，将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部队全部迁移到黄河以北去。
蒋介石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新四军官兵绝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在江南、江北守家待地，国民党无法控制他们的发展。而到了黄河以北，先不说官兵对气候不适应，水土不服，就说在部队的发展上，则属于无源之水，人地两疏，不利于发展。
其二、把新四军推到与华北日军正面对抗的第一线，想要借日本人之手来打击新四军。
因此，新四军到黄河以北去，这是根本不可行的，但是到江北还是可以的。
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江北，在江南的仅有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9000余人，势力单薄，又恰好在国民党军底三战区顾祝同部的包围之中，久待必生祸患。
因而，新四军军部迁移到江北是正确的决策。
可由于部分领导的延误，使得新四军在迁移过程中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埋伏，军部直属队9000余人只有约2000人突出了重围。
在这种背景下，陈锐霆起义的意义重大。
第一，这说明国民党军内部的有识之士对蒋介石的“同室草戈”之举抱有深深地不满，让他们心甘请愿地投奔新四军。
第二、打破了国民党动辄以破坏“统一战线”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头上“扣帽子”的束缚。
所谓是“敌可往，我也可往”，既然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做出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那就不要怪新四军也给他来个“针锋相对”。
陈锐霆起义之后，国民党为何没有抗议延安破坏“统一战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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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蒋介石还有“脸面”提及此事吗？
从华北的“摩擦”开始到“黄桥之战”，再到“皖南事变”，桩桩件件都是由国民党发起的，谁是谁非，全国人民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难道就允许蒋介石“放火”，不允许共产党“点灯”？
在这种背景下，陈锐霆率部起义，蒋介石还有脸面提及此事，以破坏“统一战线”的名目指责新四军吗？
第二、“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在江北重建军部，实际上已经TUO离了重庆政府的领导。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但在形式上还是重庆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军队。真正归属共产党独家领导的抗日军队仅有东北抗日联军一支。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的军部和整编的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已经完全TUO离了重庆政府的领导。
在这种背景下，陈锐霆率部起义，加入新四军，就是向蒋介石宣告：你能奈我何？
陈锐霆伤养好后，先后担任了新四军第4师副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联络处处长等职。
陈锐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7期炮科，这是他在入学时强烈要求的。因为在“济南惨案”时，日军炮弹就在离他身边5米处爆炸，给了他强烈的刺机，使得他从那时候起就怀有了从军当炮兵报仇的念头。
在抗战时期，陈锐霆指挥一个炮兵营在喜峰口抗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赣北万家岭战役中都立下了战功。
解放战争期间，陈锐霆担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
在陈锐霆的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潍县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5年，陈锐霆被授予少将军衔。
2010年6月13日，陈锐霆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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