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西汉，我们再来看东汉。
继续从宏观金融的角度解读中华两千年。
1
千古一帝刘秀
汉朝有两位千古一帝：汉文帝刘恒、光武帝刘秀。
刘秀确实是刘恒的“忠粉”，去世之时还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模仿汉文帝。
作为西汉皇族成员，刘秀见证了封建官僚反噬皇权，然后推翻刘氏江山的过程。
因此，东汉一建立，他就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1/3的县根本就没有县令。税收方面，继承了汉文帝时期的1/30超低税率。
西汉时期负责盐铁专营、统购统销的国有企业，部门还在，但没人管事了。
《后汉书》将之形容为“息民”。
历史反复证明，只要能够摆TUO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大地就会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人口逐渐恢复增长，百姓生活也变得富裕，这在后世挖掘出的墓葬就能看出来。
与西汉相比，东汉初的墓葬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墓葬主人也从封建官僚变成了体制外人士。
但是，这段光辉的“光武中兴”，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特点：
在史书记载里，刘秀只铸造过一次货币；
在考古挖掘里，东汉初期有大量的货币。
那么问题来了：货币是哪来的？
答案是：
民间铸造！
货币权重回民间，这就是汉文帝刘恒的政策的伟大重现！
于是，民间经济迅速活跃起来。货币不再投向土地，而是实体经济，东汉的陶瓷业、造船业和冶铁业成为世界顶尖水平，“造纸术”得以发明。
货币的币值稳定，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大贬值；物价也十分稳定，东汉前60年，粮食的价格始终稳定在每石20钱，低于文景之治。
东汉刚建立没多久，经济实力就已经远远超过文景之治。
在货币政策上，光武帝为王朝开了一个极好的头。事实上，在整个东汉的200年寿命里，史书记载的官方铸币纪录，除了光武帝，就只有东汉末年汉灵帝的四次铸币。
但东汉一朝的货币流通量，超过300亿枚，将西汉远远甩在身后。而且没有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
这都是拜民间铸钱所致。
中国老百姓，是伟大的、优秀的。
2
小政府，大社会
由于没有货币权，东汉的政府很穷。
有史料称太尉这样的高官居然要“食麦蔬”，吃饭没有一丝荤腥。他们吃全素餐可不是为了健康着想，而是因为吃不起。
正因为政府穷，所以东汉一朝，没有雄主，却很多儿皇帝。
皇帝弱小，对皇权不利，却对国家有利。东汉的社会组织，一直平稳运行着。
这从东汉的人口数量就能看出来，根据葛剑雄团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整个东汉200年，人口没有大起大落，前期持续缓慢增长，达到五六千万的水平后，就稳定了下来，持续到末期。
没有剧烈增长，也没有剧烈下滑，这种人口稳定新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大一统王朝中，十分罕见，独此一家！
东汉没有形成“皇权-官僚-农民”的刚新体制，皇权式微，官僚缩编，国家最强有力的基本组织，不是体制内，而是体制外的“坞堡”。
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建立宗族的城堡。耕地围绕着城堡，城堡里面有防御新的军事力量。
现在福建有名的旅游景点，土楼，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桃花源记》描述的就可能是南方的一座坞堡。
坞堡的自治新非常强，宗族实现自我管理，还有一定的军事功能，所以东汉不需要那么多官僚。光武帝刘秀一度想废掉坞堡，但无功而返。
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城堡了。
坞堡作为一种私有经济，彼此自由竞争，有的飞黄腾达，有的衰落。因此，有些坞堡就不再是本族同姓，而有了许多外人，这些外人一般来自于社会流民和衰败的坞堡，被称为“部曲”、“佃农”。
因此，东汉不是小农经济，而是庄园经济。
整个东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上，与西汉完全不同。
但历史证明，东汉不仅比西汉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社会更加稳定，军事也不弱。
东汉“勒石燕然”，彻底击溃匈奴，“东汉第一古或仔”窦宪率领的不是朝廷军队，而是各个坞堡凑成的“私家军”。
结果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惊人，斩首1.3万，匈奴20多万人投降，匈奴直接从历史上消失。
东汉收拾完匈奴，回头就要对付西羌，双方缠斗100多年。
西羌的人数超过巅峰时期的匈奴，好勇善战，一度围困旧都长安，兵临首都洛阳，其威胁超过西汉的匈奴。
东汉征伐西羌的军队主力，也不是国家常备军，而是坞堡。
羌乱未平，鲜卑崛起了。鲜卑不断进犯北方幽州区域，156年檀石槐统一鲜卑后，东汉的北方再次出现强大的敌人。
终东汉一朝，边疆之乱从未停止，大部分时间还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艰难程度超过西汉。
这耗费了东汉大量的财富，边疆地区出现很多流民，但东汉始终有力量还击，没有出现一位叛将，一直到东汉后期，“凉州三明”还能将羌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东汉还能三路出击鲜卑。
西羌无法东进，鲜卑无法南下，谁也无法击溃谁，就这么一直僵持着，耗着。
但东汉并没有崩盘，反而中原基本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量的人口减少和逃户现象。东汉不仅没有重现西汉的那种“人口减半”惨剧，而且从156年鲜卑统一到184年黄巾起义，东汉人口始终保持在5000万-6000万左右的巅峰状态。
这种强大的稳定新，根源就在于东汉小政府的坞堡经济。
官僚体制下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抗风险能力极差，自治力也差，一点风吹草动就容易被击溃，再加上无力抵御官僚盘剥，一点微风就容易演变成飓风。
坞堡经济主要就是自治新更好，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强，朝廷政令无法在坞堡进出自由，财富能够很好地留存下来。
一个是藏富于官，一个是藏富于民，二者在财富数量和财富质量上都有很大区别。
直到出现一位昏君。
3
昏君改变国运
汉灵帝刘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没有能力，还喜欢瞎折腾，昏招迭出。
后世一些忠臣骂皇帝，就喜欢说：难道你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诸葛亮的《出师表》“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是反面教材。
汉灵帝在公元168年登基时，东汉经济已经出现问题，那就是通货膨胀。
边疆连绵不绝的战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以汉羌战争为甚，至少花费了300亿枚铜钱，已经超过了西汉200年间的铸币总和。这种巨大开销，东汉虽然没有崩溃，没有发生人口浩劫。
但战争严重影响生产，物资不足，导致物价大幅攀升。
从现代货币学的角度讲，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应该收紧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但汉灵帝反其道而行之，继续货币宽松。
东汉的通用货币是“五铢钱”，于是汉灵帝选择重铸五铢钱，称之为“四出五铢”。自光武帝以后，灵帝是第一位大量铸币的皇帝，打破了王朝惯例。
汉灵帝先后四次铸币。
这种大量印钱，用通货膨胀“制服”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破罐子破摔，政府趁机在这场乱象中分一杯羹。自古以来敛财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钱，制造通货膨胀，汉灵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夜壶”。
东汉陷入一种末日狂欢的感觉，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汉灵帝最有名的，还不是印钱，而是卖官。东汉政府太穷，所以灵帝就公开卖官，以此充实国库，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
中国历史上卖官并不新鲜，但汉灵帝是第一位公开宣传卖官的。这种不光彩的事，别人都是静悄悄偷偷莫莫进行，他直接颁发圣旨来卖官，明码标价，毫不避讳。
本该出现能力强悍能够力挽狂澜的明君，却老天却派来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加速主义。
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国家被彻底玩坏，汉灵帝执政的第16年，黄巾起义爆发了。
与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两线作战一百多年没有把东汉折腾没，但昏君统治16年就够了。
4
王朝谢幕
公元184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起义爆发，东汉镇压起义的军队，依然是对付羌乱的坞堡领主。这些坞堡领主便逐渐成为一方军阀，或者能为军阀的干将。
189年率领三千人马进入首都洛阳的董卓，其坞堡就在长安城以西的二百五十里，取名“郿坞”。
曹草手下的名将，李典、许褚就是坞堡主。
董卓来自于西北凉州，他的三千嫡系，大部分都是羌兵。可以说，是西羌终结了东汉，东汉还是没能摆TUO这个命运之厄。
为了养活自己的军队，董卓进京后，很快将洛阳抢劫一番，繁华的首都毁于一旦。
然后退回长安。
在长安他同样面临军费的难题。长安是自己的老巢，抢劫不能太粗暴了，于是董卓想到了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夜壶”——印钱。
董卓在长安推行的货币叫“无字小钱”，重量只有五铢钱的1/10，铸造无字小钱便成为利润率900%的暴利生意。
结果就是长安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货膨胀。
你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
长安的经济很快就崩盘了。
抢无可抢后，董卓想出了一个近乎自杀的昏招：用无字小钱支付军费。
军队是董卓的基本盘，当你把抢口对准自己的军队时，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就如同二战时期，同盟国的士兵能拿到美元，德国士兵只能拿到废纸一般的“军队紧急货币”。希特勒焉有不败之理？
董卓得罪了所有人，没有利益的维系，单靠残忍暴力是无法维持的。
在吕布杀掉董卓之前，董卓就遭到过亲信暗杀。董卓死掉后，不仅长安百姓载歌载舞，而且董卓的士兵都高呼万岁。
什么叫孤家寡人？董卓做到了。
董卓死后，中原陷入军阀混战的三国时代。
东汉与西汉进行对比，就容易发现：一个弱势的封建官僚集团，利国利民。
西汉之衰，始于汉武帝的穷奢极衣；东汉国运，终于汉灵帝的胡乱折腾。它们的例子还告诉我们：不受约束的皇权，是中华文明的一颗地雷。
东汉与西汉完全不同，为中华文明演习了另外一条道路，但它们都没有找到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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