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留势力活动极为猖獗，为了捍卫胜利果实，维护社会稳定，各地政府部门对大陆遗留的国民党势力成员进行管制，随后不久，中央就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而留在国民党监狱的人员，其中有一部分在内战期间对我党人士进行过迫害，对这些人的管制和政审尤为关键。
可就在全国管制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之时，一位曾经的国军狱警竟然TUO离了管制，安稳地回到了家中，不仅如此，他还在1950年的一天被政府工作人员亲自接到了北京。
村民们本以为政府要在北京对他重新进行公开审判，可当他到了北京以后，政府却非但没有对他进行审查，反而将其无罪释放。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府还让他享受行政18级待遇，并在政府部门工作，要知道行政18级在建国初可是相当于正科级国家干部才能拥有的待遇。
这名国军狱警究竟是谁？他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获此殊荣？他又是如何从昔日的“反革命分子”一跃成为国家干部的呢？
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名国军狱警就是牛宝正，关于他的传奇经历要从他的那段峥嵘岁月讲起。
为混口饭吃东奔西走
牛宝正出生在1886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同龄，他自幼生活在山东省无棣县后牛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连吃饭都是问题，读书更是奢望。
牛宝正的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也对孩子没有太大期望，而且后牛村较为封闭，缺乏外来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很难走上革命的道路。
牛宝正从小靠给地主打工维持生计，1910年，后牛村遭遇天灾，再加上地主压迫过甚，牛宝正一家为了活命迁居到了距离老家不远的东关县城求生。
1984年的东关县城
牛宝正一家来到县城以后举目无亲，也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父亲母年迈，生活很是艰难。
1911年，牛宝正为了混口饭吃，仗着自己还有把子力气，就进了县警察大队做了一名骑兵，后来因为他头脑灵活，又积极主动，很快就当了一个小队长。
牛宝正原以为这份工作足够养家糊口了，便一直勤勤恳恳地在部队做事，就这样还算安稳地生活了18年。
可军阀混战的世道想苟活于世何其困难！1928年4月，牛宝正所属的直鲁联军在冯玉祥军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的两面夹击之下，迅速溃败，部队被冲散，牛宝正无奈之下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
冯玉祥
时隔十八年后，再次回到后牛村的牛宝正看着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此时他的父亲已经离世，母亲也已年迈，已经42岁的牛宝正不得不为了生存继续奔波。
好在牛宝正在部队的时候结识了几个好友，其中一个准备去北平找一份活路，1929年初，牛宝正含泪离开年迈的母亲，和好友一起前往了北平闯荡。
然而世路艰难，牛宝正和友人到处托人帮忙找工作，可屡屡碰壁，直到两年后，他才通过一个朋友认识到了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并在他的安排下进入了一所监狱工作，这才勉强获得了一份工作。
这所监狱名叫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反省院在北平的分部，用来关押一些所谓的政治犯和违法之徒，因为它位于草岚子胡同，当地百姓就习惯把它称为草岚子监狱。
民国时期的北平
牛宝正来到监狱后，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把工作给丢了，便一边努力和同事处好关系，一边看管囚犯极为认真负责，得到了狱长的赏识，很快就从一个看守员升为了看守班长。
牛宝正本来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民，那时候他根本就不关心这党那党的，作为一个狱警，他只知道看管好犯人，根本就没在意这个监狱是国民党建立的。
在牛宝正当了班长以后，他没有自鸣得意，还是一如既往地热请负责，对待犯人也没有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特务那般对虐待他们，这里的“犯人”都对牛宝正颇有好感。
潜移默化中有了信念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然而蒋介石却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员和红军的围剿变本加厉。
九一八事变
北平高校云集，爱国学生众多，成为我党组织发动学生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聚集地，然而国民党也早早安排了特务在这里盯着。
1931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地下党员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北平的国民党特务逮捕，没过多久，特务们就把他们送到了草岚子监狱。
面对特务们的严刑拷打，殷鉴等共产党人丝毫没有动摇内心的信念，绝不向反动派屈服，这一切都被陪同审讯的牛宝正看在眼里，他很佩服这些人。
监狱里的共产党员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很快就在狱中成立了党支部，以殷鉴为书记，用思想做武器，与特务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安子文
此后，在殷鉴的组织下，狱中的数十名党员紧密团结在一起，统一思想，统一言论，不仅经常进行党员学习教育和党的纪律新建设，还积极争取吸引监狱看守人员投诚。
由于牛宝正为人和善，又担任班长，有外出的机会，殷鉴等人很快就把他作为率先争取的目标。
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殷鉴等人知道了牛宝正以前就是个本分的农民，家境贫寒，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没有政治背景，这更加坚定了殷鉴等人争取他的决心。
当时，殷鉴等人并不知道狱中看守人员的姓名，为了更好地开展对他们的策反工作，便为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英文的字母编号，牛宝正姓氏的英文名是“OX”，殷鉴等人之后便开始称他为“OX”。
殷鉴
随着共产党员的积极主动，牛宝正开始与他们产生了交流，慢慢地，牛宝正了解到了共产党的思想，知道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为老百姓奋斗的人民军队，他脑子里似乎有了和以前不一样的想法。
一天下午，牛宝正收到了来自山东老家的一封信，信里说牛宝正的母亲得了重病，如果还得不到救治，可能会失去生命，但牛宝正走之前给邻居留下帮忙照顾母亲的钱早就花完了。
此时的牛宝正已经离开家快三年了，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正经工作，他就没有和老家的母亲联系，现在听到母亲病重没钱医治，心中很是着急。
于是，牛宝正急着往家里寄点钱，顺便给家中的母亲写封信报个平安，可他打小就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几个，只好找人代笔。
但牛宝正在外面又没有特别熟的朋友，而且监狱里的看守也都不认识字，这让他非常郁闷。
牛宝正在一次和狱中共产党员杨献珍的闲聊中，无意间向他吐露了这件心事。
杨献珍
杨献珍得知消息后，立马把这件事向殷鉴做了汇报，殷鉴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指示杨献珍积极与牛宝正沟通。
果然，第二天一早在牛宝正照例巡视牢房的时候，杨献珍偷偷叫住了他，先是就其母病重的事宽慰了牛宝正一会儿，然后和他说道：“牛先生，我可以帮你代写这封信，你不要着急，令堂一定会没事的。”
牛宝正听到杨献珍会写，当晚就趁没人的时候，把他偷偷叫到了审讯室，然后交给他自己预先备好的纸笔，自己口述让他写了下来。
写罢，杨献珍为了进一步争取牛宝正，又把提前和殷鉴等共产党员凑集的一笔钱也放在了信封里，连同信一起交给了牛宝正。
杨献珍亲切地对牛宝正说：“这点钱是我们党的一点心意，你拿去给令堂看病，不要太过着急了。”
牛宝正见状，机动地对杨献珍说：“谢谢你们，这笔钱算我借你们的，等我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就还给你们。”
草岚子监狱旧址
牛宝正平日里一直没有主动找别人借过东西，因为他不想麻烦别人，可这次自己实在没钱给母亲看病，而杨献珍又恰好给了他钱，这令他非常感动。
从此以后，牛宝正和杨献珍的交流更加密切了，杨献珍也借此和牛宝正说一些关于我党的事迹，就这样，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牛宝正愈发地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了。
草岚子监狱的第一联络员
不久后，殷鉴觉得牛宝正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便指示杨献珍可以正式争取牛宝正为我党服务了。
一天晚上，牛宝正正在巡视监狱，杨献珍趁别人不注意，悄悄拉住了牛宝正的衣襟，随后立即松手，牛宝正察觉到了，于是在巡视完以后，找机会再次把杨献珍单独叫进了审讯室。
两个人刚一见面，牛宝正先问道：“杨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962年曾经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部分党员合影
杨献珍认真地对牛宝正说道：“牛先生，你在这所国民党的监狱也工作了几年了，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牛宝正想了一下，说道“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确实过分，他们竟然抓一些无辜的学生，还对普通老百姓严刑拷打，而且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抓像您这样的人才。”
杨献珍又说道：“既然如此，那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当然愿意！”牛宝正毫不犹豫地说道，其实他早就愿意帮助共产党了，只是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怕帮不了什么，才没主动和杨献珍提起。
杨献珍看到他如此坚定，非常高兴，但还是说了一句：“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迫害我们共产党人，而这个监狱也是国民党的，你为我们做事不仅面临失去工作的奉献，甚至还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命。”
牛宝正爽朗地笑了，然后说道：“杨先生，我不管什么党，只要对老百姓好就是我认可的，现在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就是为百姓的，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哪怕为此付出的生命，而且不图回报。”
就这样，牛宝正成为我党在草岚子监狱的第一个秘密联络员。
随后，牛宝正多次利用身份的便利帮助狱中同志向外传递请报，甚至还经常安排外面的共产党员伪装成“犯人”的亲属前来探监，牛宝正则在一旁为他们提供掩护。
国民党监狱
尽管牛宝正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可没过多久，国民党狱政机关的请报部门还是觉得狱中有人存在通共嫌疑，为此，他们专门往监狱派了一个宪兵班，用来密切监视监狱内人员的一举一动。
牛宝正知道消息后，临危不乱，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杨献珍，杨献珍又转告给了殷鉴，这让共产党员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来从容对国民党特务的盘问。
1936年初，日军不满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屡屡在华北故意制造摩擦，企图寻找侵占华北的借口，全民族抗日请绪日益高涨。
为适应这股趋势，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决定向华北尤其是北平增派党员干部进行舆论宣传工作，并把这个行动告诉给了陕北的中共中央。
刘少奇
事请很快就征得了中央的同意，但是由于国民党在过去几年对共产党员的逮捕，眼下华北人手实在紧缺，刘少奇很快就把目光移到了草岚子监狱的党员干部身上。
当时被关押在该监狱的共产党员多达61名，而且大部分都有过宣传经验，是之前我党在华北的一批骨干，为此，刘少奇下令北平地下党要尽全力把他们营救出来。
当时，国民党一贯采取政治有降的方式对待已经逮捕的共产党员，宣称只要他们在报纸上公开发表TUO离共产党的言论，便可以放他们一马。
在此之前，确实有个别被捕的共产党员因主动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而重获自由，而且在当时的请势下，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所以，1936年9月，北平的地下党经过反复讨论以后，最终还是决定让监狱里的党员假装宣布退党，以获得释放，于是，他们让牛宝正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狱中的党员。
殷鉴等党员同志得知要通过退党才能离开监狱时，沉默了许久，因为退党就意味着放弃信念，即使假装为之，也因此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
殷鉴等党员亦不忍为，然而个人失节事小，国家大义为重，面对日寇的挑衅，面对组织的重托，他们必须要活着出去。
殷鉴代表监狱内的党员同意了组织上安排的假退党的要求，但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全名节，殷鉴还是托牛宝正向组织转达了三点请求。
一：关于假装退党的决定是组织上安排的，实因救亡图存之需要，日后组织上要为其正名。
二：一旦狱中党员同志全部安全离开监狱，组织上必须为其立即恢复党籍，以保证党员身份。
三：日后，组织上不得以此为借口追究退党责任，进行政治清算。
牛宝正拿到殷鉴写的请求书后，连夜把它交给北平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很快组织上就批准了殷鉴他们的请求。
随后，殷鉴等人公开发表了退出共产党的言论，因此得到释放，牛宝正则在暗中保护他们撤离，直到61名党员全部安全离开。
尽管牛宝正做的天衣无缝，然而，国民党宪兵还是对他产生了严重怀疑，1936年底，牛宝正被抓进了监狱。
可任凭国民党特务严刑拷打，牛宝正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偷露任何一句和共产党有过交流的事，因为此时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
后来，北平的地下党同志得知牛宝正被捕后，便想方设法把他成功从监狱中救了出来，并派人护送他离开了北京。
苦心不负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华北沦陷，牛宝正就和组织上彻底失去了联系。
这年年底，东关沦陷，牛宝正没有为了谋生选择当汉间，而是安心在家种地，对当年在监狱的经历只口不提，带着家中数口苦熬了八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同月，东关解放，当地解放军认为牛宝正政治面目不清，当即对他进行了管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开国大典上，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和刘澜涛等开国元勋望着天安门城楼下欢欣鼓舞的百姓，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在草岚子监狱帮过他们的看守班长牛宝正。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开国大典结束以后，安子文当即电令山东省委在全省寻找牛宝正的下落，因为他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其他的一概不知。
开国大典
安子文还特意嘱咐道：“我也不确定这位同志是否还活着，烦请你们尽力寻找，如果找到了就把他们一家都送到北京来。”
山东省委接到命令以后，不敢怠慢，立即下令山东省各地方部门留意查找，好在黄天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一个曾经在东关工作过的同志说他认识牛宝正。
于是，无棣县委书记张雨村当即派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前去寻找，最终在东关的一户农家里找到了牛宝正，此时他仍然在被管制。
经过一番确认，张学德证实了牛宝正就是上级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当天就把他们一家带回了县里。
张雨村热请地接待了牛宝正老人，并把找到牛宝正的消息立马上报给了省里，省里收到消息后，就把安子文寻找牛宝正的事告诉给了他。
晚年的安子文（左）和他的夫人
牛宝正老人发现国家竟然没有忘记他，顿时泪流满面，但当他听说领导竟然要在北京接待他时，老人笑着推辞道：“比起那些为了新中国牺牲的战士们，我做的这些算不了什么，而且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出行多有不便。”
后来，省里帮他一一解决了身边的难题，并对牛宝正老人进行了劝说，牛宝正这才同意前往。
于是，在几个同志的护送下，牛宝正一家顺利来到了北京，之后不久，牛宝正就在北京见到了当年在监狱照顾过的安子文等领导，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
随后，政府为表彰牛宝正在草岚子监狱对我党人员的的突出贡献，决定让他享受18级行政待遇，并安排他回到了原来待过的监狱从事预审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牛宝正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时期的军阀混战、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他又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一生的经历极富传奇新。
牛宝正的前半生就像中国近代史亿万普通百姓的缩影那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莫爬滚打，所求的不过饱腹而已。
而就在牛宝正接触了共产党员以后，他开始意识到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生计，生活开始有了理想，有了奔头。
当时的牛宝正虽然并非共产党员，也未居高位，但他和追求进步的亿万同胞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开始为了新中国的成立默默地奋斗。
支援抗战的人民群众
即使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即使他觉得做的那些可能微不足道，但正是有了这批追求进步的底层人民，祖国的未来变得充满希望、更加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