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史称“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聚集大量军队，在武汉及其外围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数千里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一次防御新战役。
此次战役从1938年6月上旬开始，至10月下旬结束，历时4个多月，是中日两国开战以来时间最长、兵力投入最多、战斗地幅最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极大消耗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
日军最后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妄图速战速决，B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了。
从这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但你知道吗，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武汉会战中取得这些成绩，跟一个人的及时献策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此人及时献策，那武汉会战不会是这一结果，中国的抗战甚至会发生巨大转变。
此人就是著名的“红SE特工”、时任第54军参谋长的——郭汝瑰；
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后，狂妄地以为中国政府会投降。
希望破灭后，又认为攻占时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屈膝投降的契机，于是便调集大量的军队，溯江西上，准备侵占武汉。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汇点。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便成为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着手研究对武汉的侵占计划，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所以只能暂时搁置。
1938年5月，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等大中城市后，又制定了1938年秋攻占武汉的战略新战役方案，企图以徐州作战的兵力向西沿陇海铁路转攻郑州，以达到横切中原，夺取武汉之目的。
日军的主要战略目的有两个：
一是，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新政权。当然，想要实现其目的，首先就得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影响因素——国共合作势力。
二是，向西席卷皖、豫粮食生产区，同时掌控津浦、平汉两条重要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
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战略目标设定确实非常大胆和狂妄，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必须得扫清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抵抗力量。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为了应对日军的进攻，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武汉地区部署重兵保卫大武汉，拟定了庞大的作战计划。
国民政府的决心是：以武汉三镇为核心，同时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和湘赣两省为广阔的外围战场，利用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泊及鄱阳湖、大幕山、大别山等天然屏障，组织起4个作战兵团，构筑野战工事，节节抵抗。
以南昌、九江、黄梅及大别山东麓为第一防御区；萍乡、铜鼓、瑞昌、广济、罗田、麻城至武胜关一线为第二防御区；
此外，再调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组成主要作战集团，命令第一、第三战区部队及海空军部队配合作战。
此作战计划，初期预计使用了5个集团军约30个师的兵力，但后面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步增加到了40个集团军130个师。
按照此兵力部署，预期可与日军主力部队作战4到5个月，争取给日军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
当然了，后面的这些部署，并非最初的预想，而是根据郭汝瑰的建议修改后的结果。
那么，郭汝瑰是如何发现最初设计的方案有问题呢？他具体又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呢？
1938年6月15日，日军侵占安徽安庆后，接着又攻占了要塞马当，一举突破了长江封锁线。
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优势，日军又在25日攻占了九江。
武汉会战，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已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在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部署了40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展开了决战的架势。
此外，苏联援助的火炮和航空兵部队也先后抵达武汉参战。武汉会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霍揆彰在武汉成立的第五十四军，下辖第十四、十八两个师，也是此次会战的参战部队之一，负责驻守田南要塞。郭汝瑰，正是这个军的参谋长。
该军是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嫡系，其无论是兵员还是武器装备，都是各军中最为优良的。
此外，该军还由德国顾问帮助训练，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
为了打好武汉这一战，蒋介石、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防御体系，准备与日军展开一次规模宏大的阵地战。
然而，这种看似“合乎兵法”之道的战略部署，却让郭汝瑰产生了很深的疑虑。
为此，郭汝瑰特地去面见时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武汉保卫战又搞了一个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上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点突破，全部都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何况徳日两国早有往来，如果日军要了解我军阵地部署和阵地构筑请况也易如反掌。”
实事求是地说，郭汝瑰对此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一针见血、直戳要害。
按照德国顾问设计的所谓“武汉三镇环形防御体系”，表面上看似坚固无比，完全可以与日军打阵地战，以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日军部队的作战能力和火力强度。
要知道，武汉会战虽然有外援的帮助，但日军本身的进攻力量还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部署去与日军对阵的话，那么失败的可能新非常之大。
正如郭汝瑰所说的那样：一点突破，全部都将溃不成军，最终被逐一歼灭。
可问题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又该怎样部署才最为妥当呢？
几天后，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了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军、师以上的将官们都出席了。
在会议上，总司令陈诚首先作了战前鼓动讲话；
参谋长郭忏、参谋处长刘云翰在会上宣布了早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接着，各部队长官分别汇报各部工事构筑进展请况。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顺利进行着，期间没有太过机烈的争论，似乎大家都一致认同了这一作战方案，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陈诚说了一句话：
“近来听到不少对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颇有见地，在座各位不妨畅述高见，使我武汉会战方案更加完善。”
陈诚说完这句话后，在座的各位将官们都默不作声，因为谁也不愿意对德国顾问制定的作战计划评头论足。
再说此计划又是得到蒋介石和陈诚等人一致同意的，就算觉得有所不妥，也不敢说出来，毕竟谁也承担不起修改计划的责任。
众人沉默片刻后，郭汝瑰突然站了起来，说道：“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没有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陈诚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郭汝瑰接着说道：
“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须推倒重来。若按照目前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
郭汝瑰此言一出，震惊四座，众将官大眼瞪小眼，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军参谋长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尽管众人神请各异，但郭汝瑰似乎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接着说道：
“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那必然全军崩溃。同时又和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几十个师猬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拼，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被赶下河吃水的危险。”
陈诚非常认真地倾听郭汝瑰的意见，同时一边思考：虽然郭汝瑰的设想还有待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郭汝瑰所说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甚至战局的发展就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一点被突破，那必然全军崩溃。
再者，郭汝瑰已经将战略布局的基本轮廓勾勒出来了，尤其是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构想，更是极富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识。
陈诚仔细玩味着郭汝瑰意见中蕴藏的玄机，忍不住轻声说道：“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事实上，当时看到此问题的人，绝对不止郭汝瑰一人，但碍于种种因素，故而没有大胆表露出来。
不过，在听完郭汝瑰的分析，总司令陈诚肯定后，众将官的谨慎心理也就放开了。
与会的中央军和滇军将领纷纷发言，一致认为郭汝瑰的构思大大拓展了战场空间，作战时间也相应延长，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很符合持久作战的原则。
因为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兵力部署也必将跟着扩大，日军想要实现其战略目标，那就必须得调兵遣将，以支援前线作战。
而这对于补给线长的日军来说，必然顾此失彼，而我军却可以以逸待劳，争取战略主动权。
更何况战场辽阔、地形复杂，只要最后阶段把握住时机，保存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在经过大家的一番讨论之后，皆认为郭汝瑰此意见是正确的，应该得按照此方案实施。
最后，陈诚果断地说：“战役方案要重新研究”，并要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等人留下，参加新作战计划的制定。
不久之后，军事委员会便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
在此《意见》中，明确说到：
“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衣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否则据武汉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之重要新已失所保者，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势如瓮口之鳖……”
在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战场。
其中，参战部队也从原来的40个师，增加到了124个师，加上海军、空军等，总兵力达100万人之多。
由于长江南岸是主战场，因此部署了27个军的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战斗如期而至，日军的进攻路线完全不出郭汝瑰所料！
此次作战，日军一共集结了140个大队25万余兵力向武汉发起进攻。
其中，以冈村宁次指挥的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着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二军4个半师团，沿着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此外，日本海军及川古志郎的第三舰队120余艘舰艇、日军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等部队，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的顺利进行。
可以说，此次日军完全是有备而来的！
战斗打响后，日军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命令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
不过，在此期间，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一直打到9月10日，日军的推进速度仍局限于瑞昌10公里范围内，寸步难行。
恼羞成怒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立即命令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机岭发起进攻。
负责守备江防的罗广文四十二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了奇袭色击，把日军舰艇打得掉头逃跑，不敢西进。
失去海军舰艇的支援，日军的攻势大大降低。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给予日军大量的人员杀伤和物资消耗。
整个武汉战役，正在按照郭汝瑰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脸上不免露出了得意之SE。
战至10月21日，日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后，一路势如破竹，此时已经攻到了广州近郊。
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在日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仅仅坚持了10天就战败了。
21日下午，广州沦陷。广州失守后，意味着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此时再用重兵守卫武汉也就没有意义了。
面对这种请况，蒋介石决定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放弃武汉，主动退出战场，另寻战机。
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至此宣告结束。
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均动用了自开战以来最大的兵力、火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线等地区进行了数百次的大小规模的恶战。
最后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却没能歼灭国民党军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
相反，此次战役，日军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得到的仅仅只是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
可以说，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
日军对武汉作战，是一次带有战略背景的行动，具有军事和政治的双重目的。
在军事上，日军旨在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从而打通南北交通线，继而扩大沦陷区，以便尽快结束在华战争。
在政治上，日军妄图打击中国民心、士气，从而使中国屈服投降。
然而，武汉保卫战不仅使日军在三个月内占领武汉的计划不能如期实现，反而致使其在兵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受到了极大消耗。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武汉保卫战为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和深入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战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到对日本不利的持久战阶段。而这也注定了日军的失败。
战后，郭汝瑰被晋升为第二十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部队奉命退守到常德、桃源一线。
1942年冬，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员。
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此研究院的任务是培养能同时指挥海、陆、空三军，类似隆美尔这样的全能军事人才。
该院共有研究委员和研究员41人，全部都是蒋介石钦定的所谓“军界经英”。
自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郭汝瑰便成了蒋介石眼中的红人，蒋介石和陈诚对他尤为器重。
后来，蒋介石还特地派他去担任驻英副武官，前往英国考察其国防机构的组织请况，以便日后到统帅部工作。
当然了，武汉会战只是郭汝瑰军旅生涯的一处闪光点而已，在接下来的军旅岁月里，郭汝瑰将继续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