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每个王朝的初建，一个是需要建立和恢复国家机械的正常运转，对应的则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利的分配，平衡和重组。二是需要恢复经济的发展，这在古代主要表现在农业政策的确立，对于广大农民的剥削，对土地，人口和赋税制度的恢复和重新建立。
封建帝国中的君权和相权实际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暂时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通过“蓝玉”案，又牢牢掌控了军权，两大案件实际上都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的结果。而“郭桓”案则更加复杂，对于郭桓案，要想看清得从认识朱元璋本人出发。
朱元璋统治思想的形成
朱元璋统治思想的形成总结就两点：
1：早年的贫苦经历累积，让其对于普通百姓始终保持同请和体恤，尽量减轻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
2：对于元朝灭亡的总结，让其对官员腐败极度厌恶，同时元末时期君权旁落，君主无力把持中央，朱元璋誓要避免，加强君主权利。
对于元朝灭亡总结所得出的行政思想，实际最终服务于其早年经历所累积形成的思想，最终形成对官僚严酷，对农民体恤的行为纲常，对于权力也尽可能的不下放。
郭桓案的爆发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户部侍郎郭桓被升迁至户部尚书。古代设六部，户部主管人口资源和国土资源，掌控全国各地的财政大权。从“副部长”转正的郭桓，一举成为国家的财政大臣。
同年十月，郭桓到浙西道视察，而浙西道长官黄文通竭尽浑身解数“表现”自己，待郭桓一到，便直接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各种珍宝，金钱奉上。郭桓也心领神会，不做声SE，继续视察，之后又与黄文通等人相互勾结，合伙私分了浙西道各州银钞50多万贯。还在浙西道巧立名目，私自增加税收等等，大肆贪腐，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但在浙西道所贪腐数额实在太大，财政漏洞难于掩盖，各级官员沆瀣一气，涉及官员众多，一旦被查，人人都有问题。浙西道也不乏有良知的官员，不久便有人举报郭桓，仅仅到当年年底，郭桓便被撤职，任职户部尚书仅仅7个月，便又被撤换回户部侍郎。
官变小了，但这不意味着贪腐就没了，凭借着之前累积的人脉关系，依旧大肆贪腐，官变小了但胆子却变大了。此后3个月，他更加肆无忌惮， 国家军用粮仓里积蓄3年的粮食被他盗卖一空。他还与全国除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以外的其余12个布政司的官吏相互勾结，通过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非法手段，共窃取银钞600万张。
如此大规模的贪腐，甚至到了全国沦陷的地步，很难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
洪武18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突然告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与中央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干部胡益、王道亨等相互勾结，吞盗官粮，数目巨大。其手段与在浙西道一样，要么就是巧立名目收税，要么就是票据作假。
朱元璋在得到确切消息后，勃然大怒，誓要严查，随即任命吴庸为专案调查组组长，负责牵头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从最初爆发的北平迅速向江南地区蔓延。除了郭桓外，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纷纷被查出严重的经济问题。
把郭桓贪腐的钱和各种珍宝等等全部换算成粮食，竟然高达1700万石的粮食，加上他与其他人合伙贪污的700万石的粮食，总计高达2400万石的粮食。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明帝国秋收征粮的总和，如此数量震惊世人，随之而来的便是朱元璋的严惩。
除郭桓外，吏部尚书余熂也掉了脑袋，12个布政司中的各级官员被斩者无数。
除此之外，不少粮食流落民间，在大规模的追缴运动中，冤狱遍地，《明史·刑法志》载“死者数万人”。
郭桓案爆发的必然新
前文述及，朱元璋的行政思想受到其早年苦难经历的影响，其痛恨官吏腐败，同请农民，其给到官吏的俸禄也是非常之少的，“明史”中这么记载“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一个正七品的县官，年俸90石米，大约5000多公斤。其中，有40%的米被折算成绢布、棉布等零碎的小东西。一大家子人要养活，这么点东西，日子确实不好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针对明朝吏治做出如下判断：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在道德旌旗之下，文官集团形成了具有“双重人格”的群体，明代史学家李贽将其概括为“阳为道德，音为富贵”。“音”，指的是贪心和私衣；“阳”则指口头上的仁义道德。
各级官员在“阳”的一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促使在“音”的一面大肆敛财。
崇祯时期，甚至到了要给大臣要钱来维持国家运转的请况。
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文官集团一方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治国理政，一方面又以权谋私，赚取高额收益，可想而知，海瑞在这一体系中是有多么的奇怪。
郭桓案之前，朱元璋就监督官吏创建了锦衣卫，对于犯事官吏采用严刑酷法，此举不仅没有搭建两者沟通的桥梁，反而加剧了两者关系的紧张，最终的结果就是对腐败的根除反而适得其反，越反腐就越腐。
郭桓案就是例子，仅仅过了四个月，民众哀嚎，朝野震惊，地方大兴冤狱，不少地方暴乱频发，朱元璋发现反腐行动失控了。不得已，专案调查组组长吴庸被推上断头台，这也意味着朱元璋的自行打脸。
到了明朝中后期，“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贼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
总结
腐败的根除建立在法制基础和相应的预防腐败的机制上，暴力的根除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治标不治本，可能会取得短期且巨大的成绩，但是就长期而言，起不到维持的效果。明朝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恶化，以及党争的加剧，腐败更是让后期君主无可奈何，明王朝的灭亡，吏治的腐败绝对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