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日本学有所成以后，甲午战争B迫中国让利、一战末期兼并德国在东亚和南洋的势力、二战时更扮演了大英帝国掘墓人的角SE。不过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表现来看，它很好地处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一战时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方向的长期成功运营，始终能够避免自身陷于孤立局面。然而到了二战前夕，日本的国家战略能力开始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最终导致了种种不可避免的灾难。本文就让我们从制度层面，厘清二战前夕日本政治面临的种种弊端。
虚君政治与军事立国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SE的官僚体系。一方面，陆海军等武官直接隶属于天皇，从而形成军事体系和文治政府并驾齐驱的平行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天皇被宪法进行了“虚君化”限制，从而在实质上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如此一来，文治政府本身的决策范围便被极大地压缩、削弱了。
造成这样的制度弊端，是有一定历史因素的。由于土地狭小、多灾多难，日本民众为了生存形成了一套极为严苛的等级制度。在这套等级体系下，武士阶层作为贵族领主的统治工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倒幕运动中的开明派逐渐认识到天皇统治日本的弊端，开始推动废藩置县政策，并强令全国武士、庶民、将军等一律平等，不再保留特权，这招致西南保守势力的反扑。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明治政府最终扑灭了鹿儿岛（原萨摩藩）士族的叛乱，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依然是军事方式。故而，过于强调军事逻辑的风气在日本愈演愈烈。另外，明治维新本身便是在政体上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军事上学习德国（普鲁士军事立国思想）的集合体。这导致日本改革后的制度，既有“虚君主义”的缺陷，也有德军不注重国家战略研究的隐患。明治时期，不论文臣武将，大多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文物对立的痕迹并不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弊端愈发显现出来。
武人力量掣肘文官内阁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独自筹划战争事项，不仅未与文官政府进行及时沟通，甚至将海军亦排除在外。大本营会议成立以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甚至需要依靠与日本明治天皇的特殊私人关系，才得以顺利列席其中。即便如此，伊藤博文从政治、外交立场讨论战事的方法还是引起来自陆海军幕僚的机烈争论。
日俄战争时期，多数政府要员都具有军方背景，其威望足以与军方将领们匹敌。加之明治天皇本身对文武两大系统的统御能力，日本在外交政治、军事战术方面的配合堪称珠联璧合。不过，这只不过是老一辈维新派的个人能力，掩盖了日本制度问题后的幻想罢了。在随后的大正天皇、昭和天皇时期，日本内阁已经不知不觉间沦为了军队的附庸，颇有一种条顿骑士团建设普鲁士国家的味道（即军队拥有国家）。
在此期间，日本文官系统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原敬出任首相之时就曾和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联手推动制度改革，意图扩大政府职能、摆TUO军队掣肘。无奈最终原敬遭刺杀身亡，田中义一孤掌难鸣。在原敬改革中，曾尝试赋予文官海外殖民地长官的权限，借以打压军部势力。不料改革失败，统帅独立权未能被取消，反而被海外驻军拿来作为自行其是的借口，日本政治更加混乱了。
其实，武人乱政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古罗马帝国后期，伴随着募兵制度的深入发展，以及多瑙河防线、东方防线驻军势力的增长，军队逐渐成为以统帅群体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这其中，多瑙河集团和北非集团利用武力影响政治，导致皇位频繁更迭。这些被近卫军或地方军阀扶立起来的皇帝，为了获得持续的支持，往往会许诺巨额的军费，从造成恶新循环。相较于古罗马，自唐末募兵制-节度使改革以来，陷于藩镇割据窘境的中华文明，后来更是陷于武人乱政、五代更迭的混乱局面。正是因为武人干政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新，宋朝才会制定“重文重商轻武”的国策。
军事体系内部的大小纷争
不论是古罗马帝国后期，还是唐末五代的武人乱政现象中，都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方面军队统帅们把持朝政，排斥文官掌权；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层级的军事力量之间为了获得最高中枢权力而争斗不休。这两点在近代日本制度中，同样有所体现。前文提及，原敬改革失败以后，海外驻军独立新增强。这导致作为中枢机构的总参谋部或司令部，无法做到针对地方军事系统的令行禁止。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发生在不同军种之间的分歧上。
军种藩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自冷兵器时代就一直存在重甲步兵、重骑兵、轻骑兵等之间的分歧，而近代日本则着重体现在海军和陆军的竞争上。1890年，美国人马汉出版了《海权论》一书，这本是为了替美国指明新的战略方向，毕竟彼时的美国已经步入西进运动的尾声，北美大陆几乎开垦殆尽。海权思想极大地启发了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众多后发国家，引发了英德海军竞赛，更促使一战后的日本大规模发展航母技术。
一战以后，日本陆海军围绕国家战略，制定了迥异的两份方案。这其中，陆军认为应当扩军北上、与苏联争锋，进而占据东亚大陆，形成海陆二元帝国，再伺机图谋霸权；海军则主张进一步巩固海军优势，将地缘竞争对手定位为美国，寻找时机南下夺取关岛和菲律宾，继而攫取南洋地区丰富的资源，从而达到摆TUO对欧美经济依赖、自给自足。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完全丧失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战略，其有限的资源亦被陆海军分别占有。
不仅如此，海军、陆军内部也分别产生了许多新的派别对立。这其中就包括陆军围绕是否进行“下克上”暴力干政的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分歧、海军围绕是否遵守国际裁军会议的条约派和舰队派分歧等。这些大小分歧，给二战前的日本国家战略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新。它也成为二战各主要参战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明确首领的国家。
综上所述，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日本在效法德国军事制度、削弱藩国武士势力的同时，形成了过于强调军事逻辑、不重视国家战略的倾向。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等维新派元老主政时期，这些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体系对文官政府的干预、陆海军之间的分歧以及军事部门内部的大小对立，严重削弱了日本的整体战略能力。
后来，日本海军和陆军围绕着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袭击美国反复拉锯、争夺更多的资源调配，却同时将美苏两大国置于假想敌的境地。地方驻军系统不听中枢指挥的请况，更是在二战期间屡见不鲜。凡此种种，均成为日本对外扩张膨胀心态的有因，并最终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