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应该说是一个最佳的时机,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呢?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确实不能够太早。因为他必须要有发动政变的理由。这个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把他B得无路可走,他要不发动政变,就只是死路一条。如果政变发动早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没有B迫李世民,他就开始行动,那就没有说服力。所以他必须等时间,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出手。而他们确实后来也不断地出手,比如给李世民喝毒酒,比如试图把李世民身边的大臣调开,比如试图夺取李世民的兵权等等。同时,李世民还要让他手下的那些大臣们内心不满,等到他们极力怂恿李世民行动,李世民才能够做。如果他们不怂恿他,而是李世民主动劝说他们,那是不恰当的。
另一方面,李渊同请他,并且李渊多次主动表示要传位给他。只有这样,李世民才有法理依据。这样的话,李世民的皇位就不是依靠争夺的手段得来的,因此他的得位才有说服力。
事实上,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争斗的过程中,摇摆不定的李渊,确实前后三次说过要传位给他的话。有了这个话,而且李渊三次说这个话,李世民才能那般理直气壮。
所以,李世民确实在等时机,等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才能发动行动,早了是不行的。
当然了,李世民也不能往后拖时间,比如等到李渊已经把皇位传给李建成以后。那时候肯定迟了。为什么说那时候迟了呢?因为一旦李建成当了皇帝,哪怕李世民依然兵强马壮,掌控着兵权,哪怕他发动政变,能够成功推翻李建成,夺取皇位。但是这时候他得位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就算那时候,李建成把李世民B迫得很厉害,乃至于想杀死李世民,李世民也没有权利这么干。皇权社会有一条定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李建成当了皇帝以后,李世民就是一个臣子,李建成怎么处理李世民都理所当然。到那时候,他本来占有的那些理由,都全部没用了。所以,等到李建成当了皇帝以后,李世民才发动政变夺江山,完全是下下策。
除了时机选得非常恰当以外,李世民发动政变,选择的方式也是非常恰当的。
宫廷政变有很多种,最好的宫廷政变,是曹丕所采用的那一种。曹丕是让汉献帝“主动”传位给他了,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稍次一点的宫廷政变,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那样的。因为“陈桥兵变”,几乎是一个不流血的兵变,几乎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厮杀,政变就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于李世民来说,都是不适合的。一方面,李建成不可能“禅让”给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也不是一个柴宗训那样的小孩子。所以,李世民发动的宫廷政变,必然只能是一种流血的方式。
既然李世民的宫廷政变,必然是要流血的,那么就得把这个流血事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能拉着大部队打仗,一旦拉着大部队打仗,把声势搞大了,不可草控的因素就实在太多了。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其他非李姓的人趁乱举兵造反。
李世民选择的方式,是把宫门关上,在内宫中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这是非常好的解决方式。整场战争就只在宫廷内部进行,也只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人。虽然说,宫廷外面还有延伸新的战争。但是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掉以后,在群龙无首的请况下,外面的延伸新战争,也很快结束了。
当然了,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李世民发动这场政变后,其善后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擒贼先擒王”,当李世民已经杀掉李建成李元吉和他们的儿子们的请况下,对于剩下的那些追随者们,都采用了宽恕的办法,从而把矛盾变得最小。
可以说,李世民不愧是一个成熟的有着大智慧的政治家,这一场政变,除了在道德上他值得指责外,在政治上,他是获得了完胜的。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