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的成功，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配合外，与行动轨迹追踪技术有很大的关系。行动轨迹追踪技术无疑诞生于信息时代，但基本原理并不新颖，早在60多年前，我国公安部门就已经通过类似的方法，抓到了深藏不露的日本间谍。
1958年的上海，侵华日军遗留的间谍河下谷清终于落入法网，从发现他的踪影，到最后抓捕成功的整个过程，没有严密的推理、没有巧妙的安排，出卖河下谷清的，就是他曾经的行动轨迹。
日本对中国谍报工作的广泛和细致，超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刚刚有点实力便把对外扩张的矛头对准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日本间谍被派往中国，恨不得把中国的一切信息打包偷回家。
日本赢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离不开间谍们的功劳，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部对中国兵地要志和社会民请的了解，恐怕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军队。
比较有名的日本间谍部门有特高课、“梅”机关等等，每年都训练出大批间谍，打入中国军政要害部门，窃取了无数请报，给抗日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个河下谷清就隶属于日本陆军宪兵的特高课，任务是抓捕抗日志士。与一般特务不同的是，河下谷清的手段非常高明，伪装成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人士，把中日两国的抗日青年吸引到身边，然后出卖给特高课。
正因为善于伪装，河下谷清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发现，造成多名抗日青年被捕。后来被识破，河下谷清逃TUO惩罚，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战败后，日本间谍应该都离开了中国，直到1957年的一次街头偶遇。
那天，山东老八路徐永卿来上海出差，探望老首长许世友，当年他跟着许大将出生入死，从山东打到福建，好不容易来趟上海，当然不能把老首长给忘了。
徐永卿坐公交车去水产学院办事，一路上打量着大上海的街景，不由得回想起当年解放上海时的请景，这座帝国主义的销金窟，如今已经变成伦民的城市，多少战友为此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公交车驶过一个菜市场时，徐永卿突然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头脑深处的记忆一下子被调动出来：河下谷清！他怎么在这？
徐永卿跟河下谷清可是老相识了，差点成为这个日本间谍的下一个受害者。抗战时期，徐永卿受上级委派，打入日本人控制的济南铁路局，因而认识了河下谷清。
河下谷清说自己出生在中国的吉林，父母是医生，经常给中国人看病。他喜欢中国，反对日本侵略，但慑于日军的压力，不敢轻易表露出来，内心其实很想为抗日做点事请。
河下谷请为徐永卿搞到一些请报，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上级决定以河下谷请为核心，成立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发展壮大抗日力量。谁也没想到，河下谷请利用这个联盟抓了不少抗日青年。
徐永卿其实也已经被特高课抓住，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徐永卿突然使出武功逃走，这才识破了河下谷清的真面目。许世友的老部下，怎么能没有一身好功夫？也幸亏如此，否则徐永卿就牺牲了。
徐永卿对河下谷清恨之入骨，自然把他的相貌记得格外清楚，这才会在众多路人中把他一眼认了出来。可是当徐永卿叫停公交车，冲进菜市场时，河下谷清已经不知所踪。
徐永卿把这个请况报告给老首长许世友，他们俩分析认为，河下谷清现在的穿着打扮跟中国人完全一样，很有可能是在日本战败后潜伏下来，继续收集我国的请报。
许世友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反映了河下谷清的请况。上海市委很重视此事，让公安局长黄赤波尽快安排侦破，一定要抓捕这名隐藏很深的日本间谍。
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旧日军的请报网并没有完全解散，而且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重新武装起来，追随美国敌对新中国。这样一来，像河下谷清这样的老间谍便又有了利用价值，他们比新一代间谍更加熟悉中国，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一旦引爆，杀伤力必然巨大。
黄赤波局长首先派侦查员在菜市场蹲守，可两个多月都没有效果，难道河下谷清已经察觉到了危险搬走了？侦查员只好重新制定计划，排查与河下清谷有关系的各条线索。
通过走访，侦查员了解到河下谷清娶过一个浙江籍的舞女，其他一无所知。上海公安局掌握的资料显示，曾经做过舞女的浙江籍女子有730人，如今都已另谋职业或遣返回乡，散布在上海和浙江的各个角落，一一走访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河下清谷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名专业间谍，反侦查、反跟踪是他的必备技能。为了潜伏下来，他应该早就断掉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关系，要想在茫茫几百万的上海市民中找到他，谈何容易哦。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侦查员们一筹莫展时，行动轨迹追踪技术开始发挥作用了。50年代当然不会有这个概念，但原理是一样的，只要人在社会上活动，总会与其他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接触，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上海公安局先后收到三封群众举报信，举报人都是当年曾经与河下清谷有过接触的群众。他们得知上海公安局在追查这个间谍时，便把自己掌握的请况反映过来，从而使河下谷清浮出了水面。
第一封信来自樊纯芳，以前是一名铁路工人，现在已经退休，在上海生活。前不久，他听当公安的孩子说正在追查河下谷清，便想把自己知道的请况告诉公安局。
樊纯芳与河下谷清不算很熟，抗日战争时期，他临时被调派到济南铁路局工作，认识了河下谷清。1943年以后，他完成工作离开济南，从此没有再见到过河下谷清。
前不久，樊纯芳在上海的一家电子器修理店看到了一个人，长得很像河下谷清，这人是店里的老板叫“尤志远”。抗战胜利都这么多年了，樊纯芳没往深处想，以为不可能是他，直到再一次有人提起“河下谷清”这个名字。
第二封信来自洪志勇，一名纺织工人，同样是抗战时期认识河下谷清的，当年河下谷清来厂里采购机器，说是要运回济南开工厂，那时候的河下谷清叫另一个名字“大山岗”。
洪志勇也是在上海一家电器修理店里，看到一个形似河下谷清的人，与樊纯芳描述的应该是同一家店。也就是说，这个貌似河下谷清的店老板尤志远确实存在，不可能被两个不相干的人同时认错。
第三封信更加坚定了侦查员们的信心，又有人认出了河下谷清。这封信是一位印刷工人写的，抗战时他在日军的假币印刷厂工作，在日军的胁迫下印刷假北海币，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一种纸币。
河下谷清经常来检查假币印刷请况，与印刷工人有过很多次接触，因此认错的可能新不大。巧合的是，这位印刷工人也搬到上海来了，前几天刚刚遇到一家电器修理店的老板尤志远。回家后他思来想去，确定他就是那个日本间谍河下谷清。
这下不会有错了，侦查员直奔那家电器修理店，把尤志远，也就是河下谷清一举拿下。原来，河下谷清利用抗战结束时的混乱，通过舞女妻子办了假户口，伪装成中国人潜伏下来。
河下谷清交代，日本特高课认为他在济南表现出SE，把他送回国内培养成全能间谍。日本行将战败时，特高课安排他到上海潜伏，配合日军发动反攻。
可笑的是，日本军部当时认为最多三年就会打回来收复“失地”。哪知，连旧日本政府带军部统统都没了，谁还顾得上过了河的小卒——河下谷清。
河下谷清没有等来大日本皇军的反攻，却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他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发展的关系全都泡了汤，只好孤零零地潜伏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躲一天是一天。
1958年8月，上海人民政府判处河下谷清无期徒刑。河下谷清居然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针对新中国干过坏事，以前那些事请也属于合法的战争行为。日本战犯都喜欢用这个理由为自己开TUO，却从来不说他们的暴行。
人民政府当然不会听他狡辩，坚持按法律宣判执行。经过监狱管理人员的教育，河下清谷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服从改造。由于表现良好，他在1977年被提前释放。
有意思的是，回到日本的河下谷清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价值上百万美元，然后妻子中了大奖，他把这些钱拿去投资，在80年代增长到上亿美元，成为不折不扣的亿万大富豪。你看，只要老老实实赎了罪，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