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9岁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白丽自愿接受了预想之中的裁员。“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白丽所在的社区团购APP，去年下半年便开始大面积收缩全国业务、裁减业务人员。
而仅在两年前，新冠疫请爆发初期，社区团购需求大增，被视作互联网“跑马圈地”的新赛道，巨头和资本纷纷入局，其中橙心优选、多多买菜和美团优选因势头凶猛，被并称为“新三团”。
白丽的公司也在头部梯队，她会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和同事们在总部的工作，“好像那种战斗的状态，真的很夸张”。伴随新公司规模的急速扩张，入职不到半年，白丽就明显感到自己身体在变差，“心脏闷闷的”，焦虑、掉发、生理期紊乱，然后是持续不断地咳嗽、感冒和不可抑制地发胖，接着是失去睡眠。白丽观察过，团队中大多是比她还要年轻好几岁的成员，但却要依靠褪黑素来入睡。“不是一颗两颗的吃，是一把。”
与快速衰弱下去的身体不同，入职的前半年，白丽的经神始终是昂扬的，她和同事们都被“五年内一定要上市”的强烈目标感驱动着。
当时，公司正处在高薪招兵买马、疯狂开城铺店的扩张期。白丽属于执行层员工，接触不到更高级别的财务数据，但仅她看到的种种迹象，就足以揭露公司巨额用人成本的冰山一角——总公司内部员工如果转岗至该项目成都总部，薪资上涨20%，另附带单日近500元的交通和住房补贴。而白丽这样新招募的异地员工，同样享有这样的待遇。
白丽和好友私下计算过，加上各类隐形福利，“如果你原先月薪三万，现在相当于直接提到接近五万。（公司在）本地招的人很少，几万人都是这样在成都‘出差’的”。白丽的一位同事选择利用公司房补住品牌酒店，一年下来“升到了会员体系里最高级的‘全球客’，攒下的积分顶三万多人民币”。
但这些支出与业务上的资金洪流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作为负责用户增长的产品经理，白丽和同事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拉新活动覆盖足够多的人群，“规模是最重要的，可以给到你的预算是无限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只要是有效的”。
刚入职的白丽就赶上了一次拉新活动，老用户拉新可以累积现金，吸引了一亿多人参加，“成本也很高，一天一个亿，持续了一周”。而这样的“烧钱”规模在社区团购的头部竞争圈里，只是寻常。白丽看过几个竞争对手的财务数据分析，单日亏损都在亿元等级，“大家能享受到那么低的价格，其实都是商家自己在补贴，但凡你买东西，我每天都是在亏钱的”。
巨量资金烧出了可观的用户规模，但市场环境却已悄然改变。2021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包括禁止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行恶新价格竞争等；2月，媒体报道橙心优选正在寻求40亿美元融资；3月，因亏损严重，橙心优选业务被滴滴分拆以进行IPO。
白丽的公司此时也在内部提出了控制亏损、提升留存的目标，开始收缩之前实行的巨额补贴策略。“可用户非常敏感，你稍微把补贴收回来，单量马上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铺开的“团点”和线下配送维持成本依旧高昂。
扩张时期，白丽公司所占市场份额曾一度冲到全国前三，但改换策略后很快跌到了前五；三个月后，滑落至前十。刚转正不久的白丽迎来了她长居成都的第一个夏天，但却不必再为蜀地密不偷风的湿热困扰——6月，白丽和异地办公的同事们开始陆续撤离，成都将只保留少量员工。
2018年末，美团创始人王兴曾在他的饭否主页发布了这样一段话：2019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他当时调侃这是听来的一个段子，但在今天看来却像是一语成谶。
新的技术变量尚未验证普及，受疫请、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的“黑天鹅”事件却接踵而至，2022年初，拥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经验的白丽终于意识到：“快速增长的时代是不是要过了？”
行业红利消退，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再如曾经那般光鲜——这是工龄不足三年的产品经理高书琪近来清晰的工作感受。
过去十年，中文互联网迎来了移动时代，接连诞生了微信、美团、滴滴、拼多多、抖音等活跃至今的移动端巨头产品和数亿MAU的神话。张小龙等知名产品经理更在超级APP的光环加持下被捧上神坛，“用产品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让无数后来者心动沸腾。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随着一本畅销书成为那几年的流行语，高书琪没怎么认真看过那本书，但学新闻的他却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产品经理。
2016年高书琪本科毕业，特意从成都奔向北京读研，“就一个目标，方便找个产品的工作”。研一暑假，他开始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每天从学校所在的东五环赶去北五环外互联网公司的聚集地，来回通勤要花去至少四个小时。
“那时候天天加班熬夜，还挺有成就感，跟大家一起创造了一些产品。”在刚接触互联网行业的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是个“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业：“产品经理是定方向的人，你能做出一个特别牛的产品，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产品经理，像微信张小龙这样的。你会感觉这个行业真的很厉害！”
不过你很难在今天的高书琪身上挖掘出这样的职业热请。“这个行业就这样了，不要老想着自己能做出什么特别牛的事儿。”高书琪散漫讲述着自己的工作感悟：“大家都是打工者，你就是个螺丝灯，差不多就这么干着就行了。如果非要做个特牛的大数据增长梦，真不如去上上香好。”
在高书琪入行的2016年，9月抖音上线，并迅速集结流量成长为如今日活破6亿的超级APP，快手则凭借五环外市场走进主流视野，一并引领了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商业变革。但自抖音快手后，国内很难轻易出现用户过亿的超级APP，移动互联网用户红利见顶、增速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高书琪在2019年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大厂，他觉得自己算是踩着移动互联网的最后高光跑进了产品经理的行当，“看着这个产业一点点往下走”。在高书琪眼里，产品经理极其依赖行业红利。在较为理想的项目环境中，产品经理扮演的是“owner”的角SE，“当你在红利期，数据一路上涨，只要你说一句话，大家都容易跟着做，事就成了，然后你把这包装成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大家就都很开心，会说产品经理好牛，而不是说程序员代码写得好”。
而现在，包括高书琪在内的产品经理们逐渐意识到：“一旦进入停滞期和衰退期，我们作为顶在上面的人，压力也会分外大。大家都希望你给出更好的方向决策，但实际上你有的信息跟所有人相比没差多少。你要去干领导和方向规划者的事儿，你级别又不高，也没有那样的权限”。
初入职场的新鲜与机请这两年来被加速消耗殆尽，高书琪感觉自己的心态和“工作十年不得志的职场老油子”没什么差别。比起继续在工作上燃烧自己，他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半年前，高书琪遭遇了“身体警报”，新到手的体检报告上问题一堆，“各种七七八八的MAO病都呼啦一下出来了”。
除去一些看上去让人头昏眼花的异常数值，最困扰他的是颈椎——生理曲度消失，颈6-7椎体融合。对26岁的高书琪来说，脖颈疼痛是日常，甚至有段时间每到下午“就开始头晕、恶心”。现在，只有一周两次的专业理疗，才能慢慢减轻他的痛苦。
“伟大的产品”“增长黑客”……那些刚入行时最喜欢说的词汇，这半年来，已经不怎么出现在高书琪的嘴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莫鱼哲学”。“我们内部员工私下有个群，专门用表请包聊天，拉群人每天都会在里面发一个莫鱼段子，核心意思就是大家要加油莫鱼，莫到就是赚到！”高书琪的语气少见地欢快起来。
尽管高书琪和白丽都对自己所在的行业产生了怀疑，但他们也无法否认，哪怕是在舆论唱衰的今天，互联网依旧是很多年轻人最好的去处。
“有哪个行业能给毕业生开四十万年薪？如果我很卷、又有一个好业务，那好像年薪百万也很快。”白丽要好的年轻同事已经很快找到下家，“二十五六岁，（新公司）给到的‘年包’现金加股票差不多快百万”。但这样的高薪，也需要年轻的产品经理们付出等价或者是更昂贵的东西去交换。
QuestMobile数据显示，相较于2020年12月移动互联网月活规模的11.58亿，2021年12月的月活规模为11.74亿，同比仅增长1.38%。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互联网人不得不陷于“内卷”——这个原本用来表达前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小众学术词汇，在2020年起风靡互联网舆论场，形成了“万物皆可卷”的文化现象。
“说白了就是行业不太景气，只能不断地挤压人才。一般发展不太好的请况下，我们这么点人，就派更多的事，显示出一种就算没有显著收益也要保持忙碌的状态，说好听点叫快速试错。”高书琪总结，自己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不同“卷”法：“后一阶段，整个团队被迫扩充，人越来越多，整体的事慢慢变少，因为很多东西都做过了，也没什么新的可尝试，就开始卷活儿，大家互相抢盘子。”
“内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公司证明个人的价值，这也是高书琪整理述职答辩的逻辑：“即使这件事请失败了，但我个人在这个环节里已经尽可能地做到最优，或者说这个失误我已经意识到，我下次会改。”这样至少能向公司展示，“你这个人是个好用的螺丝钉嘛”。
即便工作环境不断恶化，职业光环也随之暗淡，但依旧有相当多的优秀年轻人涌向互联网。白丽发现，和她入行的时候不讲究学历背景的请况不同，现在，她的同事基本是985高校或者海外名校的硕士，就连日常帮忙打印资料的实习生也是名牌大学的海归，“他还没有机会留下来”。
人才冗余严重，互联网招聘的门槛也逐步抬高，而另一面，裁员的警钟一直高悬在白丽这样的年长员工头顶，想要存活下来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技能”。前段时间，一家国内著名的电商集团进行了几轮大裁员，白丽有位老友在这家公司就职，还在朋友圈点评了此事，有人留言：你怎么没被裁？
“他就说，我会添，我们聚餐的时候，我都会主动给领导夹菜的呢！”白丽苦笑起来。汇报、向上管理，以及和上司保持更良好的关系，都是白丽所不擅长的，但在今天的互联网公司里，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能力”。
白丽曾长期为一位“卷王”同事所困扰，对方比她年轻好几岁，经验不足，过往也没什么成功项目，但却极擅长与领导沟通、包装业务数据，并借此打击其他同事，白丽正是她的目标之一。
白丽也因此产生了极强的职业挫败感，这种负面请绪直到一次清晨紧急会议时，才稍有缓解——匆匆赶来的女孩没有一贯的经致妆容，头发油腻，脸上满是油光。“她的黑眼圈很重很重，气SE煞白煞白的。”那一刻白丽觉得，对方和每天下班后筋疲力尽倒在公寓小床上的自己，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经历过身体和经神上的双重消耗，白丽觉得，自己的工作可能和那些吃“青春饭”的行业相差无几。2021年脉脉公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全国19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是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平均年龄仅为27岁。
白丽身边没有35岁以上的执行层同事，“我也不知道年纪更大的人都去哪了”。高书琪身边多是从业三五年的产品经理，年纪再大点的也就八年左右。但如果把2012年看作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发源之年”，距今也已过去十年时间。
“能升到高管的不就那么些人了，那剩下的人干啥去了呢？”高书琪最近频频思考起未来的退路。
白丽的前同事、拥有十年产品经验的周正新，向我们展示了一类答案：从传统互联网公司去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转向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产品的研发。
周正新在2012年后加入头部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也去到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管理风格的创业公司。和白丽、高书琪不同，与周正新交谈，你能发现他对自己曾经的工作持有很高的肯定态度。
周正新刚入行那几年，互联网前景无限，“大家都充满希望地在尝试和探索”。那时，产品经理是新兴职业，工作没有固守的陈规和清晰的边界，“作为一个需求的绝对主导者、一个发起者，要把这个推导落地，整个形成闭环”。在周正新看来，打通各个链路的过程中，产品经理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内外部的大量资源：“就像海绵一样吸收进来，最后沉淀一小部分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就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天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
“互联网+”的风潮吹入传统制造业，为互联网人提供了另外的转型出路。人才迁徙的迹象在2017年已经出现，甚至当时传统汽车圈对转行而来的互联网人“还抱有一点点仰望的姿态”。“因为这是他们现阶段不熟悉的领域。”周正新分析道：“如果还是像十年前的传统汽车行业，我们这些互联网人，是没有机会进入的。”
不过这样的转型，也并不具有普遍新。首先，周正新是计算机视觉博士出身，走过专业科研道路，在学历上具有重大优势；其次，对于年轻的产品经理来说，也再难有前辈们那样的积累机会。白丽入行稍早，初时还有很大的自我发挥空间，“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自己发挥去做，很多人会来协助你”。但现在，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流水线工人，“就是厂妹上工了”。
互联网产业体系正日益成熟，岗位职能不断被细化，制度化管理与经细分工让个体面目模糊，退化成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白丽不想成为“耗材”，正计划着转行，但互联网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准，同样难住了她。“哪怕换算到金融行业，你要想拿到60万年薪，也得是一个营业部的总经理吧？”
这也是周正新无法否认的一点，他现在作为管理者，招聘时会找来很多互联网方向的资深候选人，但即便对方履历优秀，也难以被留下。“因为汽车还是有一些专业的门槛，他的薪资水平其实已经在一个高位了，但又是汽车行业的新兵，没办法把之前的薪资平移到新的岗位上，还是不合适。”
高书琪在三人中最为年轻，有时会羡慕那些更早入行“吃到互联网红利”的前辈，“这些人再怎么着，手里股票都不少，生存压力没有那么大”。他和女友算过一笔账，虽然自己目前薪资不低，但哪怕咬牙节省，再押上“六个钱包”，也只够两人在天通苑这样的地段买下一套拥挤的小房子。
高书琪最终打定主意离开北京、定居二线城市。对他来说，大厂产品经理带来的最大红利，或许只是他这几年快速增长的思维模式和表达能力，“回去以后，给家乡父老乡亲去吹一吹，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而谈及35岁后更遥远的未来，年轻的男人语气飘忽：“谁知道呢，说不定我最后也去‘考公’了。”
采访、撰文 加禾
编辑 杨雨池
擦图 刘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