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南北朝时代为妇女的妆饰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隋唐，尤其是唐代，女子的发式更加五彩缤纷，超越前人。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如果说，二世而亡的隋朝如同昙花一现，那么，强盛的唐代就好像怒放的牡丹，香气四溢，千古流芳。唐代崇尚健康的美，从传世的唐人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女都是健壮的丰颐厚体。因此，在妇女的妆饰上，一扫前代萎靡不振的颓废风气，显得华丽风雅。过去流行的各种发式，几乎都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偏垂的坠马髻、盘绕的云髻、高耸的飞天髻，在唐人手中都有翻新。例如，南北朝一度流行的“惊鹤髻”，形如受惊鹤鸟的展翅欲飞之状；到了唐代转变唯“惊鹄髻”，线条更加柔和自然，与女子的脸庞相应成辉，极富情趣。开放的社会造成了扩大的胸怀，唐代妇女中还流行过多种受少 数民族风俗影响的发式，如乌蛮髻、椎髻、回鹄髻等等，人们不以为怪，反而竞相仿效，吟诵这类发式的诗歌比比皆是。在整个盛唐一代，耸起于头顶的高级始终风行不衰，中晚唐盛行的“峨髻”竟高达一尺以上，正如元稹《李娃行》所咏：“髻鬟峨峨高三尺，门前立地看春风。”传世的《簪花仕女图》中贵族妇女所梳的就是这种发式。高髻的风行，使得假发得使用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唐人除了采用毛发编成的假发之外，还大量使用木质、纸制所制的假发髻，这种被称为“义髻”的假髻其实更接近于首饰的范畴。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就曾出土过两件实物：一件是木质的，状如“半翻髻”，外涂黑漆，底部有一些小孔供插戴钗簪之用；另一件是纸制的，造型与“峨髻”相似，外表也涂漆，并绘有繁缛的花纹。
在五代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虽然国力不及唐代强盛，但文化和物质生活的繁华却和唐代不相上下。文化趣味的主导权不仅仅只有少数门阀贵族操作，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与士大夫阶层的参与，使社会文化渗透了更为强烈的文人气质，平添了不少儒雅的风度。与此相应，女子服饰的潮流也由奢华转为典雅、简朴，“唯务洁净，不可异众”，苗条代替健壮成了美貌的标准。这个时期的女子发式仍然崇尚高髻，虽然式样不及唐代那样丰富多彩，却亦颇具风格。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同心髻”，梳法简编，只需将头发拢到头顶，挽成一个圆形的发髻就可以了。后来，又从“同心髻”推演出了“流苏髻”。这种发式的基本造型与“同心髻”类似，只是在发髻的根部系束丝带，使之不垂于肩。南宋初年，“同心髻”在边远的地区仍然流行不衰，陆游在《入蜀记》中谈到，他看到四川的少女们“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枝，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但在大都市里，法纪的高度已逐渐趋于收敛，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说，他在小时候曾“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见及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为高大，后渐以狭小，首饰亦然”。由此可见，高髻在风行近千年后势头转向低落，与建筑式样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从此以后，高达二三尺的发髻就很稀少了，生活于明清之际的李渔对高髻更是痛加抨击：“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观，直于魑魅魍魉无别矣。”
清明时期我国的封建时代进入了晚期，传统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纯熟的地步，生气逐渐减退，文化趣味转向繁琐、堆砌，过于追求细致。外在的华丽，掩盖不住创造力的贫乏。明代妇女的发式趋于低矮尖巧，达到六七寸即被认为是高髻，发髻的样式变化不多，如牡丹头、花盆头、钵盂头等等，大体数十年翻出个新花样了，但发髻上的饰品却极为华丽。这一点，在记载高嵩家产的《天水冰山录》中有明显的反映。这一时期，妓家风尚堆女子的服饰潮流有很大的影响力，由于大官显贵欣赏南妓，所以，南方特色成了时尚的主流。例如，明代中期流行一时的“杜韦娘髻”（亦称“茴香髻”），就是首先创始于风尘女子杜韦娘，然后由南方推向全国的。甚至宫廷的发式也倒过来受民间的影响，“雅以南装为好”。
清代尤侗有诗咏道：“闻说江南高一尺，六宫争学牡丹头。”明代妇女盛行带头箍和发冠，这两件饰物很快就有了相当强的装饰性，一位在明代后期访问过中国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记载说，妇女们“把头发梳得很好，向后理，在头顶上结扎，用一条宽缎带从根到顶适当地束缚。缎带四周饰有珠玉和金箔。”17世纪中叶，满足入关建立了全国政权。自先秦时代延续下来地男子梳髻于顶的习俗，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改为剃发梳辫，而女子则仍然维持前明旧俗，这就是所谓的“男降女不降”。近代妇女尝梳的“抓髻”，即发髻结束于脑后的式样，大体出现于清代晚期。民 国初年，随着剪发风气的推广，女子的发髻也以简练、利落为时尚，越往后，梳的人越少，在偏远的乡村，直到五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