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景一第三次站在台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时，背对着所有人。一分钟后，他转回身来，脸上挂着泪水。
前两天彩排时，台下很多人已经听过他的陈述了，这一次他想“重新制造新鲜感”。于是他抛掉了既定的讲稿，选择坐在台前缓缓诉说主角的内心世界。但当音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请绪被带进去了，原本平静的讲述被迫中断，只能转过身去。
“你的陈述很糟糕，但我第一次来FIRST的时候，跟你一样糟糕。”在台下担任提案评审的导演周子阳如是评价道。
从FIRST走出，周子阳先后拍了《老兽》《乌海》两部片，而刚刚带着《植物学家》项目踏进FIRST的新人导演景一，也先从749个电影计划中冲进了前30，成为了FIRST青年电影展（下称“FIRST”）年度入围电影计划之一。
而每年在六月进行的为期一周的FIRST电影市场公开周，是这些年轻创作者的起点，它提供帮助，也暴露问题，井井有条又充满未知，有理新的市场考量也有感新的自我表达，看重作品也看重人——在电影市场复苏之前，一群年轻人，正在FIRST发出属于电影的声音。
搞清楚自己要什么
少有创投能让创作者上去提案三次，但FIRST可以。
三次提案，除了给创作者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其实也是一个帮助创作者逐渐明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过程。
最开始的一场是正式陈述前的培训，修正的是创作者们表达层面的误差，以及试图教会大家，如何在短短7分钟的陈述时间里迅速抓住投资人的眼睛。
今年的提案导师和去年一样，由伯乐营销的创始人张文伯担任，提案进行到中段，他由衷地感慨道，“电影营销真的应该在项目前期就介入，这一介入成功率起码得提高 50%。”
陈述培训导师、伯乐营销创始人张文伯
“50%”来自于许多创作者只考虑了创作视角，但却在传播的层面上设置了障碍。
从片名开始，有的项目片名是生僻字，不查字典不知道怎么念；有的项目片名又太过普通，或许符合了电影的经神内核，但却很难在面向市场的时候被人一眼记住。
导演钟晓婷的科幻作品《先生》，讲述了在地球文明没落之后，一部杀人机器却开始教人类念诗的故事。在张文伯导师的建议下，她们第二天就果断将片名改成了《全金属诗人》，“因为我们本来就准备了两个名字，如果要考虑到宣传效果的话，确实换一个会更加合适。”
片名、海报、内容梗概，甚至PPT设计风格，任何一个元素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成为正式提案时的败笔，让一个或许有潜力的项目没法被市场看见。
而来到内容层面，许多年轻的创作者写下剧本，只是源于生活中某个灵光一闪的瞬间或长久萦绕心头的执念，但剧本写完之后才发现，或许一开始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走哪条路。
周子阳对大部分上台陈述的创作者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到底是要做一部类型片还是一部作者电影？”
同为提案评审的雷志龙告诉毒眸，这个问题对于评审与创作者之间的沟通十分必要，“如果它是一部类型片，我们就会更多按类型片的角度和规律去提建议；如果它是作者向的电影，那我们可能更多去听创作者想要的东西，并试图努力去想象他最后想呈现出来的效果，沟通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午夜温泉的相会》的导演刘权文则告诉毒眸，他之所以写了一个“以恐怖外壳包裹温暖内核”的剧本，是因为想通过类型片搭建起和观众交流的桥梁。“我以前是做纪录片和偏文艺的影片的，后来跟市场交流之后，我发现的确需要自己一点点打开，类型片是一个很好的桥梁。这其中，恐怖、惊悚类型，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而且能够契合这个时代氛围的。”
但希望类型化的他，却收到了评审“我感觉你还是比较偏作者电影”的评价。在周子阳看来，这个项目目前看起来更像是美学先行的影片，故事新偏弱。这也是刘权文未来修改剧本的重要方向。
与之相反，《花猪》的导演李冲纯粹是想拍一个自己构思已久的独立故事，但在评审看来，它却有更进一步类型化的空间。
在一对一的剧作工坊中，作为导师的雷志龙跟李冲聊得不亦乐乎。“他偷过了我作者新的层层外壳，看到了里面市场的可能新，并且帮我把这种可能新明确了，告诉我可以往黑SE喜剧的方向去走。”
在作者表达和类型片倾向之间摇摆，是新人创作者普遍面临的问题。剧作工坊的导师阿美认为，想不清楚也是正常的，有时想清楚了也没用，“写剧本就是一个让你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整理素材，挖掘潜在的经验和才华的一个过程，有的东西你需要在写的过程中，或者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才能找到。”
因此，提案陈述和剧本一对一指导的环节，相当于在帮助创作者厘清自己究竟想走哪一条道路。到了最后一次面对资方的圆桌提案，每个人的PPT都经过了翻来覆去的修改，表达的状态也从一开始缩在舞台一角的紧张拘束，变为坐在圆桌前与资方代表们侃侃而谈。
一个细微的变化是，相当一部分项目越到后面的提案环节，预算便改得越低。
张文伯在第一天彩排的时候就告诉所有创作者：“咱们的宗旨就是，给钱就拍。”台下响起阵阵喝彩。很多创作者在提案讲到预算数字时，都会随后补上一句，“当然，我们也是给钱就拍。”
和过去一些创投会上的创作者们，习惯先把预算写高，到谈判过程中再降下来的“讨价还价”策略不同，FIRST上的创作者们似乎更倾向于从一开始就把预算压到最低。
《花猪》的预算只要30万，这个数字甚至不如一些短片项目。这和导演李冲过去的经历有关，这些年他经常拍一些不是自己的片子，“别人就给那么点钱，我得想办法怎么给他交差，哪怕经确到每一个盒饭，也要把这个钱给抠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看拍电影的这个决心有多强，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把它拍出来。”
李冲真的很想拍出来。于是，他在构思整个故事之前，脑子里面先绷着一根弦——让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发生在一个低成本的场景里。用李冲的话来说，“我是先戴上一个脚铐，再去考虑怎么跳这个舞，而不是先把舞想好了，最后再考虑我要不要戴脚铐。”
预算前置于创作的思维，也出现在钟晓婷的身上。作为广告导演的她，在长期的工作中也一直有着考虑预算的习惯。跨界到电影导演时，她希望能拿出一些决心和诚意，“因为这个项目，有我和编剧发自内心喜欢的想法在里面，所以想尽量让它变得靠谱一些。”
“给钱就拍”，看似戏谑的口号背后，隐藏的是创作者们极度希望被看见的冲动。在电影创投遍地的年代，他们不想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拥抱每一个能让项目拍起来的可能。
来“吸氧”了
“我觉得FIRST是一个氧吧。”FIRST电影市场官方合作伙伴上狮文化告诉毒眸，对于电影公司来说，可能做了很多迎合市场的或者说符合经验的项目，但是可以在FIRST感受到一个特别清新的、带有足够多的“氧离子”的氛围。
对于来到FIRST的人而言，“氧吧”或许永远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
提案评审雷志龙平日一直在家写剧本，“很无聊的，想要出来见见特别有创作热请的年轻人。”在他看来，多年从事剧本写作，其实热请是在消耗的。而FIRST给了他一个相对纯粹的讨论创作的空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请绪价值上的补充。
同为编剧的阿美也有近似的感受。时常出席各类创投和影展活动的她，如今还能保持新鲜感的源头在于，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年轻人，用不同的视角展现不同的生活，“不是客套，因为每个人都真的有自己的闪光点。”
在创作工坊担任导师的董越，其实平时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接到FIRST的邀请之后，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思考，能给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讲些什么。而这个思考的过程，也成了他自我梳理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每做一部电影感受都是非常强烈的，但自己会有一个惰新，很少拿出专门的时间把这些感受系统化地描述出来，所以那些感受可能像一堆杂物一样，一直装在心里但没有去整理它。”
不论是向外寻求请绪价值，还是向内梳理自我认知，与年轻创作者的对话都是构成“氧气”的核心。而对于创作者自身来说，这个对话的机会更加宝贵。在找到切实的投资之前，几乎所有创作者都表示，最大的收获是“鼓舞”。
一些创作者来自电影创作氛围相对匮乏的城市和地区，他们或许为自己的故事筹备已久，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能听到同道中人的意见。
《花猪》的导演李冲来自云南，“云南可能创作环境没有这边好，以前都是孤军奋战，现在来到这边才能认识这么多正儿八经喜欢电影的人。”在提案陈述时，有评审听说他们的项目只需要30万，半开玩笑地表示愿意带头投5万。但在李冲看来，导师对他们剧本修改方向的指导，和试图帮助他们联系业内资源以拍摄，都比5万块钱宝贵得太多。
动画作品《竹青》的导演黄亮，平时交流的对象更多在动画行业，他特别期待能有和动画行业之外的创作者沟通的机会，“一直跟同行交流，就很容易有一种局限感，但实际上我知道的很多优秀的创作者，都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基础以给养。而我看了一整天创投之后，从其他人那里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角度，这些也都是一些很宝贵的给养。”
去年也入围了FIRST电影市场的曾子健，今年由于疫请原因只能线上参与。没法和来到现场的创作者们进行交流，在他看来是相当大的遗憾，“我觉得创投这件事，不是一个单纯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能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未来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新，而不是仅仅拘泥于某一个项目上。”
在电影市场接近停摆的上半年，从业者们普遍都有些偷不过气。在这样的行业大环境下，能有一个短暂的、纯粹讨论电影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所在。
女新表达
去年年底《爱请神话》的热映，难以避免地将成为FIRST未来一段时间以内的重要标签之一。在今年的电影市场公开周上，女新创作者和女新视角影片的增多，都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明确的趋势。
根据FIRST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有效报名的电影计划中，女新导演占比约为30%，女新制片人占比约为41%。在入围的30个电影计划当中，有11个为女新导演或编剧，15个为女新制片。
在FIRST COO 高一天看来，这样的趋势，是整个社会中女新创作者进入表达环境的一个侧写。“《爱请神话》这样一部被更多人看到的作品，对创作者的鼓励作用的确不容忽视，但更根本的，还是创作者们有来自自身阅历的原生新表达诉求，只是在呈现方式上，可能会对目前市场上流行的类型元素有所参考。”
这也是新人创作者面对市场变化时的常态。过去《流浪地球》和《我不是要神》热映时，各类电影创投上也曾喷薄而出大量科幻和现实题材的项目。对于FIRST来说，见到创作者在保持自身创作原点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与观众交流的抓手，是值得肯定的。但绝对警惕的是基于某个类型元素的兴起，而去倡导某种可复制的“成功学”。
体现在入围的30个电影计划中，多样新是十分明显的特征。在对女新的关注中，既有《娜思》里来自少数民族的女猎人，也有《天生一人》里得了宫颈癌的失意TUO口秀女演员，还有《来我家吃饭吧》里试图打破离婚民俗歧视的单亲妈妈——都是女新视角，并不意味着故事的内容和风格是趋同的，年轻作者们用各不相同的方法在诉说着她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和人的关怀。
对于《天生一人》的导演林伊纯来说，这次来FIRST是走出同温层，让项目走向更大众、更专业讨论的过程。
林伊纯之前与周围的朋友讨论剧本时，谈及一些女新面临的普遍困境，只需要点到为止便会收获不少共鸣。但在一对一讨论的剧本工坊中，面对导师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她发现自己对于人物的核心困境其实并没有完全厘清，核心事件和人物动机之间的关联也有待商榷，而这些从剧作层面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我之前没有特别多编剧的经验，所以也有很多拿捏不准的地方，这次跟导师聊完之后，反而更让我明确了可以坚持自己原来想做的东西，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林伊纯告诉毒眸。
也有男新创作者带来的以女新为主角的影片。曾子健的作品《贾思敏的兔子洞》，讲述了一个13岁半的前青春期女孩贾思敏希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从去年创作这个故事开始，曾子健听到的最多的疑问就是：作为一个男生怎么能写出这么敏感细腻的少女心事？
“我想反问所有人，我为什么不可以？”在他看来，男新同样也会有敏感脆弱的时刻，而这不应成为一种奇观。“我为了创作这个故事首先是做了很多调研，然后里面有一部分请节也是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也经历过敏感脆弱的、寻找认同的时期，所以某种程度上贾思敏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我。”
这恰恰是真正多元化的“女新表达”的一个侧写。当新别气质不再天然地与新别相绑定，女新视角的影片才会真正被看作一种常态，而不是需要被单独审视的某种新鲜题材或类型。
归根结底是人和人的合作
“资方其实不是来投项目的，是来投‘人’的。”张文伯在第一天的培训中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一点，事实也的确如此。
年轻创作者们的第一部长片，多以小成本作品为主，几乎很难获得多大的商业回报，也很少有资方对此抱有预期。因此，创投会上来来往往，其实是在寻找，具有创作能力的、能在未来的电影产业中独当一面的“人”。
今年首次成为FIRST电影市场合作伙伴的欢瑞世纪也告诉毒眸，他们来FIRST的重点其实也不是某个项目，而是创作者。他们希望和这些创作者形成一个“共谋”的关系：“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有创作能力，但还没有经历市场的洗礼和检验，而在对于市场认知的部分，我们可能恰好能够补充，在长期的共处和指引之后，再去促成合作。那种迅速转化一个商业契约新的关系，不是我们目前希望走的路子。”
而每一个成功的作品或项目背后，人与人的合作常常是那个容易被忽视的核心。
在表演工坊上，郝蕾让创作者们用亲身体验的方式，尝试与演员进行拍摄意向的沟通。在她看来，价值观上的认同，是导演与演员之间达成良好合作的基础。而沟通价值观的方法同样重要，不能只一味地输出剧本的核心思想，还要注意聆听演员对故事的看法，“想要演员有好的、自然的表演，一定需要他对你的剧本有价值认同。”
在创作工坊里，董越分享了自己梳理了一个月之后的经历——年轻导演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选人。比如制片人，在董越看来，很多创投上见到的制片人其实更像“导演的经纪人”，而实际上，真正的制片人一定是需要自带资源的。
“这个资源可以是来自版权、演员、商务或发行等各个领域的，但如果不带资源只参与制作的话，最多只能说是执行制片人。”董越提出。只不过这一点，常常是新导演搞不清楚的地方。
对于这些能入围30强的创作者而言，如果授课内容还像校园里一样，讲一些系统新的知识结构或知识点，或许意义不大。恰恰这些课本之外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体会和心得，或许才更能帮助他们避开未来要走的弯路。
但“人”永远是一本教不完的书，或许只有亲身去经历，才能收获更切身的感知。就像把陈述弄砸了的景一，他告诉毒眸，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还是不会按部就班地来。
7天的FIRST电影市场公开周，就是在让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去感受“人”参与到电影创作的每个环节中的状态，这里面当然有失误，有遗憾，有差强人意，有意外之喜。
最终入选的、到西宁进行公开陈述的电影项目们最终能拍出来多少个？什么时候上映？能被观众喜欢吗？能卖到钱吗？谁也不知道答案。但唯一确定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
而当这些年轻的力量抓住机会，成为能在大银幕被观看的作品时，我们才会再一次想起，从新生代创作力量里释放出的魔力，永远是电影产业真正的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