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代科学著作，当属《梦溪笔谈》，作者沈括也因此书而名垂青史，但圣人也是人，沈括本人的人品着实不敢恭维。宋代著名文字狱乌台诗案，就是出自沈括的策划。乌台诗案险些导致苏轼被处死，因朝臣反对，最后才幸以贬谪了事。
一、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1069年，主角苏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很看好苏轼，但苏轼和王安石关于变法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苏轼遂被迫下基层历练、赴地方任职，此后苏轼历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处通判或知州。凭借一线治理地方的经验，苏轼对新法弊端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比如，苏轼看出了底层官员借新法中的青苗法大肆放贷、勒索百姓，违背改革变法初衷等等。有感于此，再结合自己对新法的保留意见，苏轼写诗“讽谏”新政。苏轼自云“以讽谏为诽谤也”。但苏轼的好友沈括却将苏轼私底下的牢烧之言上奏朝廷，朝廷御史马上大肆举报，“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朝廷御史们将这些诗歌定新为“诽谤”，是苏轼公然和中央决议唱反调。苏轼因此被拿问。
因为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为御史，办公地点为御史台，苏轼也被拿入御史台受审。据《汉书》所说，汉时御史台有柏树，上栖乌鸦数千，所以御史台也称为乌台，故苏轼的文字狱被称为乌台诗案。
二、乌台诗案的根源
宋哲宗1088年，召苏轼入朝平反，苏轼就说乌台诗案的正式发动者是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自己写这些诗歌是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朝廷采纳，所以用比兴的方式来讽谏朝政，以望皇帝重视。在苏轼的观点里，似乎没有注意到沈括的作用。
陕师大历史教授李裕民在《乌台诗案新探》中也认为乌台诗案不可能是沈括所为。但南京大学的巩本栋教授却认为沈括是乌台诗案的根源。那么为何沈括在乌台诗案中名声不显？巩教授认为，当时的沈括为中央钦差，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巡查各地新政事宜。1073年，沈括巡查到苏轼任职的杭州，二人因同在崇文院任过职，是旧友，苏轼遂邀请沈括来家里做客，并对沈括掏心掏肺。酒酣耳热之际，苏轼将自己对新政的不同意见以诗歌的形式尽诉出来。沈括细心聆听并看到了苏轼诗稿，回到朝廷后马上举报。
沈括的这个官，是王安石新法的时候弄出来的，非传统官，是宰相府（中书门下）里负责实际事务的一员，又因为此刻中书门下以变法新政为主要工作，所以这个职业就类似于“发改委”办公厅里的一个负责改革规划的普通公务员，可以说沈括是位卑人轻。而且沈括的文学水平不高，他曾嘲笑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就想当然地认为四十围是直径七尺，完全不懂杜甫诗中深意。沈括的举报没被人在意，由此巩教授认为沈括为乌台诗案祸根。
三、沈括在乌台诗案中的角SE
笔者赞同巩教授的观点，乌台诗案确为沈括的手笔。当时的沈括是王安石的忠实信徒。沈括是1063年的进士，但官运并不亨通，中进士后仅被外放为扬州参军，掌握一州刑狱，算有实权。此后沈括干的皆为文化工作，或校书或参与科技发明。1068年，因母亲病逝，沈括归乡丁忧三年。三年间无法参政，而人多职少的官场现状，在宋代并没有改变。沈括丁忧归来，职位已经被占，为了继续奉献于人民，沈括就投靠王安石，成为坚定的新政支持者，成了新党一份子，由此他才被授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一职，负责刑狱和刑事改革。
1072年，在王安石的推荐下，沈括负责疏浚汴河，凭此升史馆检讨。此后他参与制定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自当年8月起，沈括深受王安石信任，开始充当中央巡查组组长，下到地方检查新政成果，也负责审核官吏。这种代天牧狩的超然身份，使得沈括更加效忠王安石和新政，在这种请况下沈括很有可能扫除一切新政的阻碍。所以他举报了苏轼。
御史们咬定苏轼写的诗歌是逆反朝廷，御史的长官御史中丞李定甚至公开宣称要将苏轼斩首，所幸苏轼在朝中还有人缘，也不能因言获罪，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四、沈括的人品
沈括是坚定的利益趋向者，因此更完全有理由出卖苏轼。这点还可以从他和王安石的关系中判断出来。王安石当政的时候，沈括坚定维护新党和新法。对淮南执行的常平法、浙江执行的农田水利法、四川执行的市易法都有针对新的批判。这一切则加大了王安石对沈括的好感。
1075年王安石二次拜相，沈括被提拔为权发遣三司使（临时担任三司使），负责帝国财务。但二次拜相的王安石旋即下台，起复再无可能，沈括遂掉转马头，上万言书，指出新政的种种弊端。当时的宰相吴充对沈括甚为不齿，依附吴充的御史蔡确附和宰相之意，弹劾沈括，沈括由此被贬谪为宣州知州。1078年，神宗想起复沈括，又被朝臣以沈括“反复无常、附会大臣，被贬不足一年，不宜擢升”为由拒绝。
到了1079年，沈括还是回到中央，为审官院知院，负责考核官僚。此后沈括驻守西北防御西夏。1082年，在陕西米脂，宋夏之间爆发永乐城之战。起因是沈括想要修筑永乐城，招来西夏进攻。沈括指挥失误，宋朝损失军兵1.2万人、筑城民夫20万。沈括被弹劾，自此政途黯淡。
文史君说
沈括在乌台诗案中扮演的角SE极不光彩，但从他当时的身份来看，他的举报似乎又是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干的事请。关于苏轼的诗歌是反对新政还是讽谏新政，笔者认为是讽谏。苏轼是支持新政的，这点可以从此后旧党执政，苏轼仍然被贬看出来。但苏轼反对王安石那种机进的做法，更对王安石用人不分品行的做法颇有微词。沈括放大或扭曲了苏轼的诗歌中反对新政做法的部分，将之全面概括成反对，目的就是立威和向王安石纳投名状，从这点来看，沈括人品确实不佳。
参考文献
李裕民：《乌台诗案新探》，《宋代文化研究》2009年第02期。
姚复：《“乌台诗案”起因新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0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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