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期，所谓大汉雄风就是因此而来。那么西汉和东汉，到底哪个时期的国力更强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今天我们聊聊史学大家钱穆的观点。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统一而臻国力之全盛之时期，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钱穆《国史大纲》
在书中，钱穆先生随后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给大家摘录、整理一下。由于钱穆先生半文言的写作风格，我按照自己理解的意思整理一下。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建都
自先秦至秦国统一六国，中国先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文化、经济更发达。西汉建都关中长安，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部输送，与西方武力相凝合，继而从长安向西北延伸。这就是西汉驱逐匈奴，开拓西域的根源。
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无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
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反观东汉，其立国姿态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究其主要原因，因为东汉建都洛阳，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再向西移动，也不免于转弱。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容易发生动摇，因此小小的西羌之乱，成了东汉的一大痼疾。
PS：钱穆先生认为，由于东汉建都洛阳，导致东西方经济、人口形势不均衡。东方人口稠密，经济文化发达，而西方边郡则逐渐凋敝。然后由西羌百年侵扰的痼疾，东汉朝廷为此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却仍然被拖垮。
以东汉陷入混乱的汉末来看。正是东方的饥荒（导致黄巾起义），与西方的叛变（凉州兵与董卓），两种势力的冲荡之下，东汉朝廷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凉州的叛变，与汉羌百年战争TUO不开关系；东西方经济不均衡，无疑是黄巾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移民
自秦以及西汉，都有大规模地向西移民。秦灭六国后，徙东方大族十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齐田旧及燕、赵、韩、魏诸强族于关中。文帝听晁错谋移民实边。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余万。汉诸帝并有陵寝徙民的制度。
秦和西汉大规模向西移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内实京师。大规模的移民，可以充实关中的人口，推动长安的经济，以关中制关东，同时有强大的后盾可以向西开拓。第二，外消间猾。移民通常针对豪族、富家，可以避免他们在东方生出祸乱。
东汉由于重心在洛阳，于是向西移民几乎不存在，这样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东汉边郡荒残，人口锐减。根据钱穆先生的统计，从西北至东北，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北地、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等诸郡户口锐减，人口凋敝。
边郡没有了强大的人口，没有充足的保障，不可避免的就会失去控制力，进而就会有各个游牧民族的侵入。东汉一朝，始终困于羌乱，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中原运粮运兵，耗费巨大，而边地则培植出了董卓、吕布这样的强横武人，他们都是祸乱的根源。
三、人才
钱穆先生认为，西汉和东汉在人才选拔和用人方面也有巨大的区别，导致东汉国力渐衰。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SE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SE的局面。
东汉则渐渐从杂SE的转变成清一SE，【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西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
PS：两汉察举制不断演进，至东汉已经是积弊难反，士族门阀开始逐渐形成。这样就逐渐形成阶级，有了阶级就会产生阶级固化的问题，有的人生下来就能做官，那他为何还要去奋斗呢？延至魏晋，就出现了九品中正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读完钱穆先生的这段论述，我感觉受益匪浅，也基本赞同先生的观点。但我认为除了以上几点外，东汉国力不如西汉，还有东汉内耗严重的因素。外戚、宦官、士族官僚三方斗来斗去，除了光武帝、明帝、章帝，东汉中后期基本上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皇帝大多幼小且寿命很短。这样的一个中央政府，更多的是忙于争权夺利，无力发展与开拓。
另外，就生产力与经济文化方面而言，对比于西汉，东汉肯定是有长远的发展和进步的，比如农耕、造纸术、天文等方面。虽然东汉边郡残荒，但南方地区却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东汉的人口多于西汉，只是东汉整个国家的态势方面不如西汉。
参考文献：钱穆《国史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