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典在承德避暑山庄隆重举行。英国使团跟随大清天朝的文武百官和各国贡使一起觐见了中国皇帝。
由于英国使团的坚持，在经过无数次的沟通和协商之后，乾隆皇帝虽然心中非常不快，但是考虑到英国人诚心前来祝寿，体恤他们不仅远道而来，而且又是化外之人，因此答应了他们在觐见时按照英国的礼节单膝下跪致敬。
参加这次朝拜和觐见的共有一千六百七十多人。轮到英国使团时，已经临近中午。
马嘎尔尼伯爵身披骑士斗篷，由侍僮托马斯·斯当东牵着斗篷的下摆，庄严地在向伟大的中国大皇帝致礼后，由托马斯·斯当东宣读了英国国书：
“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伟大的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和您的子孙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我知道，中国的地方非常大，管理的百姓非常多，大皇帝要草心全天下的大事，不但中国，就连外国都需要您的保护。这些国家对您都心悦诚服，大皇帝您太草劳了。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最完善，所有的人民都诚心歌颂和赞美。因此我也心驰神往。今年是您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希望您能够体恤我们。”
和这个中文版国书一起交给乾隆皇帝的还有一个英文的版本。英文版本的国书由乔治三世亲自指导完成，用词十分严谨典雅。不过到中国后，两个负责翻译的中国神父，在对这份国书进行翻译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请，在用词上做了一些灵活的调整。好在只学了半年中文的托马斯·斯当东没有看出什么不妥。“狮子号”船长兼翻译普罗克托只会说汉语而基本不识汉字。使团的其他人更是对中文一窍不通。
中国神父的好心是完全多余的，八十岁的老皇帝对这份充满阿谀之词的英国国书什么感觉都没有。因为这样的话他实在是听得太多了。不过他对宣读国书的托马斯·斯当东倒是很有兴趣。
据马嘎尔尼笔记记载：
乾隆皇帝把这个小洋孩叫到他跟前说：
“你小小年纪就会说中国话了，还识字。是在哪里学的？”
托马斯·斯当东学着大人，单膝跪地回答说：
“回伟大的中国大皇帝。我是在来中国的船上跟四个中国神父学的。”
乾隆皇帝十分吃惊：
“没想到，洋人也有这样聪明的小孩，竟然在来中国的船上就学会了说中国话，识中国字。真是太聪明了。能告诉朕，你为什么要学中国话，识中国字吗？”
托马斯·斯当东说：
“因为我非常向往中国。知道中国是一个用孔子的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行为和规范的国家。中国的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大皇帝的治理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我们的英国老师告诉我们说，在中国，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诚实，礼貌和温和都远远地超过了欧洲的所有贵族。”
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这个小洋孩小小年纪就懂得这样多，实在难得。当场赐给了他一块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翡翠吊坠，想想觉得还不够，又从身上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SE丝织的荷包赐给了他。
祝寿大典结束后，回到北京。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带着皇上赏赐的大批物品来看望了英国使团。
和珅告诉英国人：
“你们是皇上的客人，远道而来给皇上祝寿，皇上非常高兴。现在你们如果在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一定让下面的人尽量地照顾好你们。你们来一趟也实在不容易，可以到处随便地走一走，看一看。不过这北方的冬天就要来了，渤海湾很快就会结冰。如果渤海湾一旦结冰，到时候所有的船就都动不了了。”
马嘎尔尼伯爵告诉和珅：
“我们在中国生活的非常愉快，你们对英国使团照顾得非常热请，周到。我们对此非常感谢。不过我们现在还不想离开北京这样快。”
和珅说：
“你们还有什么事请吗？”
马嘎尔尼伯爵说：
“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政府找一个时间进行会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满足我们的四个请求。”
和珅问：
“哪四个请求？”
马嘎尔尼伯爵告诉他：
“第一，允许英国政府派遣一个使节长驻中国的首都北京，方便两国政府联系和保护我国在华侨民，遵循对等的原则，中国也可以派遣一个使节长驻英国首都轮敦。
第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且仿效澳门的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第三，准许驻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在广州。
第四，确定关税条例，照例交税，不额外再增加税赋。
和珅想了想告诉英国人：
“你们提出的这些请求，在大清还没有先例。这事得奏报皇上。”
马嘎尔尼伯爵表示理解：
“我期待着和中国政府就上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友好的协商。”
但是，和珅将英国使团的请求向乾隆皇帝奏报后，老皇帝以英国人的请求和体制不合的理由一口拒绝了。
英国使团出使中国的主要目的无法实现。
马嘎尔尼向和珅提出，由于他们的船舰需要维修，他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带领使团的部分人员从北京经陆路前往广州等待他们的船队到来。
中国政府批准了马嘎尔尼的这个请求。
于是马嘎尔尼率领使团的主要人员，在军机大臣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的伴送下从陆路南下，他们经大运河、赣江和北江，穿越中国腹地到达广州。
一七九四年一月英国使团从广州起锚回国。
在回国的船上，乔治·斯当东在笔中写道：
“我们这次中国之行也并不是毫无收获。至少，我们亲眼看清楚了这个古老帝国的真实请况。比如在他们重要的海军基地舟山定海，我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是以我外行的眼光我都看出来，他们的防卫肯定是不堪一击的。定海的城墙虽然高十米，有两重城门，看起来像一座监狱，似乎很不错的样子。但是他们除了在城门口装有四门一百多年前的熟铁炮之外，全城没有其他任何火力武器。城门旁的那个哨房里，只驻了十六个士兵，里面的武器也只有弓箭，长矛和三支火绳抢。他们的南方重镇广州城的重要屏障虎门要塞，我担心它的防卫根本经受不住两艘巡洋舰的攻击。那里不但大炮的数量非常少，而且仅有的几门炮全都破旧不堪，也许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甚至怀疑这些炮是他们向葡萄牙人借来的。据说那些火绳抢便是葡萄牙人借给他们的。如果我们有四艘三桅战舰就足以摧毁他们的全部海岸舰队。”
马嘎尔尼伯爵则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这次我们终于明白，中华帝国其实只不过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虽然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但是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全都完了。”
使团的成员回到英国后，根据在中国的见闻，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随行的画家发表了《舟山的士兵》，《舟山港的南门》，《定海塔》等作品。安德逊和乔治·斯当东还出版了《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英国特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书籍。从此，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彻底由向往，尊敬变成了不屑和鄙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