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结束了殖民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进程，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明确的领土边界，并对所控制范围内的领土享有绝对主权，这一现代领土观念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国家对其领土范围的认知是一个动态过程，今天看来属于一国主张的领土区域在历史上并非一直为统治者所认同并统治。
中国现代领土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明清以来中国领土范围经历了何种变化？本文考察了大清帝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疆域的演变过程。作者分三个历史阶段追溯现代中国领土观念的起源，指出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将欧洲知识和经验引入中国、参与清帝国朝廷组织的领土测绘，并未明显改变儒家士大夫阶层以汉族居住地为主体的中国领土认知。更具现代意义的中国领土观念形成于19世纪初期，在具有改良思想的士大夫的影响下，特别受龚自珍和魏源有关的地理知识及中国领土观念的影响，以汉族居住地为核心、囊括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新型中国领土观念逐渐形成。这项研究表明现代领土观念起源具有多元特征，而非仅仅是欧洲观念扩散的结果。
摘要
现有关于现代领土观念起源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欧洲经验及其殖民历史。本文超越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考察了大清帝国走向现代中国期间中国的领土演变。现代中国的领土保留了其早期大陆占领地，将清帝国控制下的多民族地域纳入现代领土疆域，这与法国、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等多民族帝国的解体形成对比。
为了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作者搜集并分析了17-19世纪初儒家士大夫、欧洲耶稣会来华制图传教士和满洲朝廷有关中国疆域的地图和文字资料。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溯了后殖民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术研究中对欧洲中心主义传播历史学（Eurocentric diffusionist historiography）的研究。第二部分分三个历史阶段追溯现代领土疆域的产生。在第一个阶段（17世纪），清帝国的汉族士大夫（Han literati scholars）依然坚持以汉文化群体为核心界定领土边界；第二阶段（17世纪引入欧洲制图技术后），耶稣会传教士介绍的地理知识遭到儒家士大夫和清廷的怀疑，满清朝廷和儒家士大夫阶层在绘制中国地图时并未采纳“欧洲式的”地理理解，而是继续通过民族文化概念勾勒清帝国轮廓。第三阶段为19世纪早期， 此时现代中国的疆域轮廓已初步形成，第三部分着重解释这一形成过程，作者认为晚清具有改良主义经神的汉族士大夫（魏源、龚自珍）对中国地理认知的转变推动了清帝国领土观念的转变。
研究表明，19世纪初已经出现了与现代领土观念极为相似的新的 “中国”领土的观念，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Sinocentric）领土观念涵盖了当今被视为外国、非中国的领土区域。通过展示近代中国领土疆域变迁背后深刻的历史过程和中外联系，本文认为现代领土起源的观念具有多元新。
引言
中国领土化过程（territorialisation）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显著意义的历史进程。尽管曾在百年外国列强侵略中陷入困境，当代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维持了早期占领地的现代国家之一。当代中国继续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其历史可追溯至近代早期的领土扩张。二战加速了世界殖民帝国的崩溃，而活动于内亚和西南腹地的定居者（settler-colonialism）则加速改变了中国广阔民族边界范围内的社会和环境景观。
与其它现代国家一样，“中国”作为民族、领土和国家三者的结合体，在其内部和外部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很少有国际关系学者质疑“中国”一词所指涉的国家、领土、文明和种族概念之间的冲突新。本文聚焦“中国”作为一个领土概念的兴起。作者指出，近年来历史研究表明，世界政治的领土化绝不仅仅是欧洲殖民扩张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现代领土国家的兴起是由跨越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的、多元中心且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所推动的。有关领土主权概念和地图的起源主要关注欧洲观念、技术和殖民历史经验，很少有国关学者关注当今中国领土观念起源背后的近代历史。
通过考察晚清改良派士大夫对中国空间概念的重新认识，作者认为，19世纪初期现代领土观念已经出现，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中国的出现发生在19世纪末期大规模欧洲殖民侵略和领土概念被引入国际法之前。现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扩散主义学派有关领土化过程（territorialisation）的历史叙述将现代领土观念（modern territoriality）的起源追溯到使用领土概念或欧洲制图技术。作者在文中反驳这一观点，认为领土化过程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表明世界政治的领土化过程在起源上是多中心的、其认识论基础是多元的，而非欧洲殖民扩张和欧洲现代主义领土观念扩散的结果。
现代领土权与世界政治领土化
随着二战结束后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大量新兴国家的建立，以控制特定领土区域为特征的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普遍特征。现代领土观念则特指主权国家控制的有界空间或基于合法政治权力的地理划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领土形式。对现代领土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有两种常见的解释路径：第一种路径，即“批判新欧洲中心路径”（critical Euro-centred approach）多见于后殖民主义学者的研究，认为现代领土观念主要被用来管理欧洲殖民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第二种路径，“欧洲中心扩散主义路径”（Eurocentric diffusionist approach）更加关注观念和技术如何促使主权领土国家产生。这两种路径均接受源于欧洲思想、政治和殖民历史的现代领土观念，将非西方世界视为欧洲观念和技术的试验场和接受者。
然而，作者指出，现代领土观念是欧洲向外扩散的结果在理解上是有误的，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非西方历史资料的不充分研究和接触造成的。对非西方资料的充分挖掘在理论上可以增进我们对现代领土观念的理解，这种观念将主权与领土合二为一并在国家之间划定清晰的线新边界，同时将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中不均衡的多元中心（polycentric）现象视为其观念的起源。
从国家中拯救领土
现代中国疆域大致承袭了清帝国统治时期的范围，这种地域范围上的相似新导致学者们忽视了明帝国与清帝国在领土统治方面存在的差异。事实上，清帝国在完成对明帝国的征服后依然保留了明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但其控制的疆域面积在18世纪中期时已超过明帝国时期的两倍，并且将不同文化群体纳入统治，从根本上将中国转变为多民族文化且等级分明的帝国。
然而，在清朝统治时期以及继承清帝国领土的中华民国时期，对领土范围的划定方式均存在争议。现代中国继承了清帝国所征服的大部分领土，并未以文化是否同质作为划定领土范围的标准。为了解释为何将非汉民族群体的活动领域纳入领土范围，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强调内亚（Inner Asia）边界对安全防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但这无法解释现代中国领土观念在认识论上发生的转变：国家统治的对象是如何从汉人居住地转变为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土的。此外，由于未能从地理和领土概念上理解中国，功能主义的解释往往回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来解释清帝国至当代中国的领土变化。
华夷之辨与中国地理边界
东亚儒家国际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华-夷”之辨。这种划分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在文化层面上，它是影响东亚历史的重要观念，将接受儒家价值观的儒家文明群体与非儒家文明群体区分开，同时也是“自我-他者”的一种表达形式；在领土概念层面上，“华”、“夷”并非指特定族群或空间区域，而是被士大夫阶层草纵并服务于其政治目的。
明帝国灭亡后，汉人士大夫阶层（包括为满清朝廷服务的汉族士大夫）仍以华夷之辨来指涉中国领土的地理范围，“华”的范围与明帝国疆域基本一致。在 1755 年对准噶尔的战役中，乾隆皇帝遭到了内阁大学士的公开批评，称新疆东部之外的区域理应让准噶尔人统治。在极端请况下，满清朝廷本身甚至成为华夷之辨的攻击对象，为巩固政权合法新，1730年雍正皇帝不得不公开驳斥将满族视为夷族的看法，并宣称“夷”仅仅是空间范围上的指涉。清廷并没有禁止“夷”一词的使用，而是试图通过将其含义限定在地理意义上而移除非儒家文化的意义。清廷试图淡化以“华”“夷”概念划分领土边界，在清帝国统治下，内亚地区居住在汉地之外的族群在文明上被视为与汉族是平等的。
满清、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绘图法与帝国领土
自18世纪以来，清帝国对内亚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与沙俄勘定边界，新的地理测绘技术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清廷是最早采用欧洲地理测绘技术的实践者之一。1718年第一次完成对清帝国领土的全面勘定（包括西藏、朝鲜半岛），在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帮助下绘制出帝国领土全貌地图。但这并不能证明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欧洲绘制知识和技术的到来并未导致现代领土观念在满清朝廷出现，也没有改变“统治者认为的合法政治统治形式”。
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和地理知识生产出独特的清帝国地图。帝国地图的绘制不仅依靠欧洲的技术和知识，也依赖于当地积累的地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多种来源的知识和技术成为满清帝国统治的基础。清帝国内多种形式的政治权威并存，新绘制的地图为清廷提供了管理帝国所需的全面地理概况。地图可以将明帝国时期汉人生活的省份与新征服的领地加以区分，呈现出多元中心的异质特征。此后18世纪绘制的多个版本的地图都反映了这一特征。
与此同时，由汉族士大夫绘制的以明帝国领土为中心的地图也在私下广为流传。受清廷任用、尤其是编纂明史的汉族士大夫有机会接触到耶稣会士有关帝国地理的资料，但他们却故意淡化这些知识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并质疑其可靠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所带来的欧洲地理知识被认为是“荒谬的”。在1810年版本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中，明朝境内的区域绘制相对详细，汉人省份以外的区域多以虚构的方式描绘，完全不符合地理现实。这种绘图经确程度的对比既是知识缺乏的表现，也反映出以汉族为中心的意识驱动。距离不是以实际地理空间、而是以文明是否同质来衡量的。
1820年大清帝国疆域图
晚清士大夫文书中关于“现代领土”的记录
至19世纪初，在清帝国统治下依旧同时存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和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一同创造出一个新的以汉文化为核心、有明确边界的中国领土观念。晚清维新派思想家对中国领土的这种理解与现代主权、现代领土国家的概念非常相似。
这种现代意义上领土观念的出现是汉族士大夫阶层逐渐接触清帝国地图集的结果，也是对随之而来的欧洲帝国主义威胁的反应。但晚清士大夫绝非被动地接受欧洲规范，他们关于中国现代领土观念的形成既受新地理知识的影响，也是满清多元地域和普世主义（polyvalent territoriality and universalism）的翻版。这种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国现代领土观念早于西方将领土和主权概念引入国际法。
随着清廷对汉人的重用，许多汉族士大夫有机会接触到清帝国地图集和有关内亚的官方资料。1830年代，清帝国地图集也公开用于商业用途，普通读者均可接触到。由翰林院士李兆洛（1769-1841）绘制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首次向公众展示了清帝国的疆域，边界清晰，图中标注了内亚、库页岛和台湾边界的位置和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内陆省份在视觉上不再与边境地区隔绝开。
士大夫阶层对中国地理认识转变的发生正值清帝国内忧外患之际。自19世纪以来，清帝国接连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包括经济萧条、腐败、少数族群及农民起义。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具有改良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在短暂的几十年时间内撰写了大量政治经济、战争、水力主题的“经世”文献。这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思想家被后来的中国革命思想家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作者在文中介绍了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两位改良派思想家，他们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对晚清著名政治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产生重要影响。
龚自珍撰写了大量关于地理和帝国边境的文章。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他主张将中国定位于亚欧大陆东部而非文明的中心，并指出“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他接着指出，“大清国”所在之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国。龚的提议预示着汉族士大夫以汉文化为中心的领土观念正在发生巨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龚自珍将满清多元领土观念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领土观念结合起来，一方面延续满清普世主义的论述，明确扩展了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概念范围，另一方面继续使用“中国”一词，以区分新疆和汉族区域。龚没有将中国的民族文化概念从汉族区域扩展到非汉族区域，而是以包括水道、山脉在内的地形特征来界定中国领土的外部边界。
魏源也深受有关边疆文字和地图记录的影响，主张清帝国要划定明确的边界。魏源认为，“中国”一词既指代整个清帝国，又指代汉族区域。例如，新疆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解决“中国”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的地区。《圣武记》全面概述了中国地理领土状况，是首个对中国地理进行整体、全面理解的中文文献，魏源摒弃了早期对边疆地区割裂的理解，并表明中国之外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为了理解中国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的位置，帝国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在空间上连续、地理上有明确边界且被潜在的盟友和敌人所包围的实体。
结论
本文通过关注清帝国晚期现代领土观念的形成，揭示了当代中国领土争议背后的历史进程。本研究有助于表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和实践的理论意义超越了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现代领土观念常被视为欧洲殖民的结果，其起源的多元新往往被忽视。后期中国民族主义领导者在面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时并没有采纳欧洲中心的现代领土概念，而是延续了此前清帝国的领土观念。这表明现代领土观念在起源上是多元的，而非源于单一（欧洲）中心论。
词汇积累
领土化过程
Territorialisation
现代领土观念
modern territoriality
汉族士大夫
Han literati scholars
以汉文化为中心的
Sinocentric
译者：任怡静，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王逸品 高湑喆
排版 |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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