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皇帝们大概都熟知一句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这是一句根据古人言论及历史教训总结出来的警示格言。
虽然很多王朝的建立未必跟得到民心有关,但大多数王朝要想延续下去,就一定不会忽视民心。
历代王朝的皇帝们对此都十分重视。
当然,有的皇帝是真的重视民心。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格言来警示自己,在位时也常做有利于人心归附的善政。
有的皇帝也重视民心,但更加担心有人跟自己争夺民心,并以此觊觎皇位。
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开国丞相萧何这对君臣。
刘邦在当上皇帝后,评定功臣功劳时,把萧何排在第一,给予其高官显爵。
但刘邦其实对萧何相当不放心,因为萧何在百官以及百姓中的声望不比刘邦差。
简单说,就是萧何“深得民心”,刘邦很担心萧何有一天会凭此造反夺位。
因此,刘邦一直在找机会整治萧何,或许还有杀掉萧何的心思。
而实际上并不想造反的萧何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他在别人的提醒下,想办法自污,让民心远离自己,《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
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后来萧何还是差一点被治罪,他有一次跟刘邦请示,说长安地少,很多老百姓没地耕种,希望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中的荒地给老百姓耕种。
这是萧何为民着想的老MAO病又犯了,但这个请示直接击中了刘邦骨子里的忌讳,萧何难道又要跟刘邦争夺民心了?
于是,刘邦大怒,把萧何关进监狱,“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
虽然刘邦后来在旁人的劝说下,认为萧何无罪,将其释放,但心中到底是忌惮萧何的。
这也导致萧何晚年,不再敢轻易谈论朝政。
刘邦和萧何之间发生的故事,是典型的君王担心臣子“深得民心”,而故意找借口惩治的事例。
不过,即使有刘邦跟萧何的例子,西汉终于还是倒在民心向背上。
西汉末年,王莽就是凭借权力推出各种举措,大肆笼络人心,搞出了一出“禅让”谋国的把戏。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王莽篡汉时,那真是民心所向,无可阻挡。
以王莽为例,倒溯至西汉开国时,站在皇权的立场上来说,不得不说刘邦忌惮萧何还是很有道理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刘邦忌惮萧何,或许是出于皇权的本能,毕竟,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没什么文化的皇帝,未必知道历史上曾发生的故事。
而王莽篡汉,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先例的,以王莽的才学,想必是通读史书,或许就是学习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先例。
这个先例就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田氏代齐”事件。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次年,周武王大封诸侯,把辅佐自己建立周朝的最大功臣姜子牙分封在齐国。
齐国传至齐桓公时,有个叫田完的人来到齐国,成为齐国的臣子。
田完不是普通百姓,他本姓陈,是当时的陈国的国君之子,因权斗的原因到齐国避难,并在齐国定居。
也就是说,田完实际上是贵族出身,这就使得田完及其后人天生具有一定的权力野心。
田完在齐国建立的田氏家族,先是一步步在齐国站稳脚跟,然后在齐国的权力上层拥有影响力,最后通过收买齐国人心,前后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把享国600多年的齐国给篡夺了。
战国中后期,七雄争霸时,齐国还是那个齐国,但国君的姓却从“姜”变成了“田”。
“田氏代齐”不是凭借武力,没有搞宫廷政变之类的把戏,就是凭借长时间在民心上下功夫,“有德于民,民爱之”,最终“(齐)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田氏家族最常做的事是用大斗计量借米给百姓,然后百姓归还时可以用小斗计量归还,于是“齐之民归之如流水”。
田氏就是用无数类似这样的方法,用财力换取民心,等到民心尽归时,一切就都水到渠成。
“田氏代齐”事件,大概是历史上不依靠武力,完全凭借争夺民心来谋夺江山的鼻祖事件。
这起事件给后世所有王朝的君王相当的警示,让君王们对类似事请无比警惕,各个王朝的权贵们,贪污受贿、抢夺民财,都未必有事,但收买人心一定会被严惩。
就像前面说的刘邦跟萧何的故事,萧何敛财,抢夺百姓土地,刘邦非常高兴,但萧何为百姓说话,刘邦马上就机烈应对。
不独是刘邦,历代王朝的君王都是如此,遍读史书,类似事例比比皆是。
封建王朝的皇帝们未必真在意民心,但臣子一定不能在意民心,这是各个封建王朝最大的忌讳。
巧合的是,依靠获取民心篡汉的王莽,根据考证,就是“田氏代齐”的田氏后裔,齐国灭亡后,齐王的后裔有一支就是改姓王,王莽就出自这个家族。
所以说,王莽篡汉不仅仅是学习历史先例,他家天生就有这种基因。
先秦时期发生的“田氏代齐”,是以民心篡夺江山的鼻祖事件,给予历代君王警示,当王莽篡汉事件发生后,这种警示就更加受到重视了。
王莽篡汉之后,各代王朝的更迭,就很少出现仅依靠民心的不流血改朝换代了,绝大多数非依靠武力不可。
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概就是如此。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