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定
三国名相诸葛亮在世时经心构建蜀汉的内外政治环境，姜维可算是军事上诸葛亮唯一的继承者。
多年以来，大将军姜维一直以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夙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矢志不渝地进行北伐，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赞许也有反对，但不管反对声音多么强烈，他总能予以疏解或压制。
三国游戏中的孔明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当姜维准备第三次北伐时，征西大将军张翼“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并且在朝堂之上与他当面争执起来。对此，姜维不仅不予理会，甚至促使朝廷晋升张翼为镇南大将军，让他与自己一起北伐。此后，姜维只要一出征就拉上张翼，“常牵率同行”，搞得张翼“亦不得已而往”，无可奈何地被拉上了北伐的战车。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再次进攻狄道，右车骑将军廖化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廖化说：“‘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就是说，古语讲，用兵如果不懂得收敛，必将玩火自焚，说的就是姜维啊。智谋没超过敌人，力量也比敌人弱，但用兵却贪而无厌，这样怎么能够长久生存下去？《诗经》说，我生得不早也不晚，偏偏赶上这个时候，讲的就是现在呀。
姜维
对此，姜维自可不予理会，因为廖化是自己的下属，终究也跳不TUO北伐这辆战车。清朝以来，一直流传这样一句俗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是正史的记载却表明，不是廖化自己想作先锋，而是被姜维推搡着成了先锋。
就这样，姜维以自己的权与术维持着军队的总体方向，始终以一种锲而不舍的姿态向曹魏发起攻击。然而，当姜维听到来自宫中的一些传闻后，却不再淡定与从容了。
传闻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皇帝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由于与右大将军阎宇亲善，私下里谋划让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听到这一釜底抽薪的音谋，矢志北伐的姜维立刻从沓中跑回了成都。
刘禅
回到成都后，姜维向汉主刘禅启奏：“黄皓间诈巧谀、专权放肆，将会败坏国家，请您杀了他！”听完姜维的建议，刘禅不以为然地说：“黄皓只不过是一个在宫里往来奔走的小臣，以前董允也常常对他切齿憎恨，我也常常痛恨他，你何必介意他。”
刘禅这番话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相当艺术。一上来先给了黄皓一个“小臣”的定位，甚至表现出对黄皓的极度不屑一顾，表面上是贬低黄皓，实际上却一下子堵住了姜维的嘴。姜维是什么人？是朝廷里声名显赫的重臣，是疆场上纵横驰骋的大将军，是国之柱石，一个“大臣”与一个“小臣”计较，犯得着吗？
紧接着，刘禅不仅把已故的尚书令董允拿出来垫背，甚至把自己也填了进去，既隐晦又明确地告诉姜维：黄皓有劣迹这件事，比你更厉害的同僚反映多年也没有用，作为你们的老板，我心知肚明都不以为然，你就别白费工夫了！没想到黄皓的根子竟然如此之深，倒吸一口凉气后，姜维一声不吭地匆匆退了出去。自此以后，姜维就常驻沓中，既不去汉中，也不回成都。
黄皓是谁？竟能把堂堂大将军B到帝国的犄角旮旯。史书中关于黄皓的记载不多，并且绝大多数与刘禅相关。实际上，黄皓只是刘禅身边的一位宦官，但是他却伴随了刘禅成长的全过程，大概从刘禅成为太子时起，他就一直陪在刘禅身边。
正如《出师表》中所说，诸葛亮对刘禅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从宫中的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到营中的向宠，再到府中的长史、参军，诸葛亮虽然常驻汉中，但却为成都的刘禅安排了一个由内向外、同心圆般的管理团队。
这些人，诸葛亮定新为“贞良死节之臣”，不仅希望刘禅“亲之信之”，而且让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就这样，身处核心位置的汉主刘禅，既被经心地呵护着，又被严密地约束着，唯一可以让他流露真我、为所衣为的对象，恐怕就只有黄皓这些贴身宦官了。
董允
诸葛亮死后，围绕刘禅的这个同心圆体系，虽然有所松动，但依旧有效运转。延熙元年（公元238年），蒋琬北驻汉中后，费祎接替尚书令，负责后方政务；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费祎虽然接替大将军一职，并同时录尚书事，人依旧常驻成都；延熙七年（公元244年），当费祎北上汉中逐步将重心转移到军务上时，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
可以说，不管人事如何变迁，总有一个诸葛亮当初留下的“贞良死节之臣”承担着处理成都政务、呵护宫中事务的重任。据载，“自琬至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就是说，从蒋琬到费祎，始终没有放手后方的政务。
当然，发挥最关键作用的还是董允。从诸葛亮北伐起就被“任以宫省之事”的侍中董允，同时肩负着“斟酌规益，进尽忠言”的重责大任。《出师表》中诸葛亮甚至点名说“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就是说，如果不能向刘禅提出好的建议，不仅问责董允等人，而且要公开曝光。面对诸葛亮的殷殷重托，董允丝毫不敢怠慢，几十年如一日地匡正刘禅的一言一行。
蒋琬
曾经有一段时间，刘禅打算采择美女充实后宫，结果董允一句“嫔嫱已具，不宜增益”，愣是把刘禅的念头打消了。类似的事请还有不少，结果时间越长，刘禅就越怕董允（益惮之）。也正因为这样，董允与诸葛亮、蒋琬、费祎一起，被蜀人并称为“四相”，又称“四英”。
不过，就算董允“处事为之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刘禅还是做出了一些荒诞的事请。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正月，开国老臣刘琰的妻子胡氏按照宫廷惯例，入宫朝贺太后，结果别人都出宫了，貌美的胡氏却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回家后，刘琰“疑其与后主有私”，觉得她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请，于是便让手下人用鞋猛抽胡氏的脸，紧接着又把她给休了。
受到家暴后，已被解除夫妻关系的胡氏立即前往有关部门提告，随即刘琰被关进了牢狱。最终，刘琰落得一个他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下场：弃市。什么叫“弃市”？弃市就是在闹市中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曝尸街头，以示为国家和大众所弃。
那么，刘琰又干了什么让人唾弃的事呢？按照有关部门的认定，他的罪行是“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就是说，下人不应当打主人的妻子，脸面不应该被鞋子抽打。如此说来，如果刘琰不是让下人动手去抽胡氏的脸，而是自己动手去打胡氏身体的其他部位，说不定就构不成弃市的罪名，甚至有可能无罪了。由此可见，胡氏很尊贵，胡氏的脸更尊贵。
作为先帝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专门征辟的州从事，刘琰跟着刘备父子吃过很多苦，也享过不少福，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刘琰想不到，国人更诧异。于是，各种风言风语就蔓延开来，整个成都议论纷纷。作为补救措施，董允后来定了一条规矩：不管大臣的妻子还是母亲，今后都不再入宫朝庆。
刘备
一条新规，把来自外部的异新挡在了宫墙之外，但来自宫墙之内的谄媚却防不胜防，“便辟佞慧”的黄皓就是其中之一。“便”就是熟习，“辟”就是邪僻，“佞”就是巧言，“慧”就是聪明，就是说，黄皓是一个相当狡黠，既善于察言观SE又十分巧言令SE的人。
有这样一个人在宫中，刘禅很开心，帝国很危险。眼见刘禅对黄皓十分宠信，董允经常左右开弓，“上则正SE匡主，下则数责于皓”，高压之下，黄皓始终不敢胡作非为。董允在世时，黄皓的最高官位也就是一个黄门丞。汉朝时，黄门令是六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作为其助手的黄门丞，地位和俸禄就更低了。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一切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一年，蒋琬去世了，董允也去世了，前方后方、宫中府中，诸葛亮留下的人才队伍已经不足以支撑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的人才需求了。于是，诸葛亮视线之外的一些人走上了重要岗位。
许靖
作为司徒许靖的侄外孙，陈祗是一个孤儿，从小在许靖家长大。耳濡目染，陈祗身上有了几分名士气质，为人矜持且外表威严，既多才多艺又工于心计、善使手腕。对于陈祗的这些特长，费祎“甚异之”，不仅擢拔他继董允之后担任了侍中，而且推荐他在尚书令吕乂死后代理尚书令的职务，同时加镇军将军的名号。就这样，后方的宫务和政务都到了陈祗手中。
主政后，长袖善舞的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慢慢地权力竟超过了经常领兵在外的大将军姜维。更要命的是，有了陈祗这样一个称心如意的宫廷主管后，刘禅对已故前主管的怨恨便与日俱增，常常埋怨董允当年一直看低自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两相比较之下，陈祗、黄皓越来越得势。
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陈祗病故，“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不仅下诏对他大加赞赏，而且给了“忠侯”的谥号。要知道，终蜀汉之世，除陈祗外，只有诸葛亮的谥号为“忠”，仅这一点，就可见刘禅对陈祗的认可。然陈祗之忠与诸葛亮之忠，可谓天差地别。
陈祗
一个佞臣死了，而另一个佞臣的好日子才真正开始。陈祗在世时，黄皓的职位是黄门令，只是往前迈了一小步，很多想法还需要与陈祗共同来实现。陈祗死后，黄皓则一跃升迁为执掌禁中的中常侍、奉车都尉，于是“众多附之”，“咸共将护”。此后，主持尚书台事务的诸葛瞻、董厥、樊建都难以对黄皓形成有效的制约，从此黄皓“草弄威柄，终至覆国”。
当然，朝中也不是没有异议者，但这些人很快就尝到了苦果。刘禅的弟弟刘永就一直很憎恨黄皓，结果在黄皓的不断“谮构”下，刘禅对刘永越来越疏远，兄弟二人竟然十余年不见面。另外，对于始终与自己保持距离的太子舍人罗宪，黄皓也相当恼恨，找个理由便把他外放到了巴东，成了右大将军阎宇的副手。
黄皓
经过数年的人事变迁，诸葛亮建立起的那个周密的监护体系已经彻底瓦解，黄皓的权力之手开始从内向外延伸，不仅与右大将军阎宇等人“协比”，甚至动了撤掉姜维、让阎宇当大将军的心思，而此时的诸葛瞻、董厥等人也认为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准备上表刘禅，剥夺姜维的兵权，召其回成都专任益州刺史。
听到这些传闻，姜维坐不住了，连忙跑回了成都，于是出现了上面那场与后主刘禅的聊天。结果，姜维忍气吞声地缩回沓中种麦子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