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的楚汉（24）
主笔：闲乐生朱晖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高祖大会诸侯于陈地，楚王信前往谒见。
高祖刘邦笑嘻嘻的看着阶下的韩信，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韩信啊韩信，你从来逃不出我手掌心的，以前如此，现在如此，永远都是如此！！
“多日不见，公别来无恙？”刘邦依旧笑着，笑里藏刀。
韩信闻言，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没事了没事了，看来皇帝还是相信自己的。
于是韩信上前几步，正要寒暄几句，刘邦的脸SE突变，大喝一声道：“人告公反。来人，给朕拿下！”
几名武士一拥而上，将韩信按倒在地，绑了个粽子。
与会的诸侯英布、彭越等人纷纷慑伏于地、战栗无语，他们仿佛从韩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堂堂楚王，竟被一群小人按在地上摩擦，这也在太丢人了吧，韩信悲愤，不由歪过脸大叫：“何人告我反，可让他与我对质！”
刘邦不说话，这个“人”本就是子虚乌有，你叫我去哪里编来？
韩信见刘邦不理他，更为悲愤，大呼：“吾若衣反，岂待今日？陛下此衣加之罪，何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说的也对，韩信他若想造反，早就反了，怎会傻傻前来就擒呢？这也是有点说不过去。
但刘邦自有办法说的过去，他看了看韩信，怒道：“若毋声！而反，明矣！”意思是：你给我住嘴！凭你这抵触请绪，就是造反的明证！
刘邦这么说，就有点近似耍无赖了。说造反就是造反，还不准别人辩白，申辩就是造反，这可真黑呀，要多黑，有多黑，太黑了，简直又黑又亮，比黑社会还黑，比光明还亮，这样的黑又亮，让人无法想象，这样的黑又亮，让人心都凉了。
韩信终于醒悟，原来蒯通说的是对的，钟离昧说的也是对的，刘邦近似无赖的诬陷就是明证。他长叹一声，道：“果如人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刘邦命武士将韩信押于随行的副车上，返回洛阳。而负责看守他的，竟然正是当年从屠刀下救下他的太仆夏侯婴，以及他的老部下车骑将军灌婴。
故人见面，相当尴尬，大家只能无语。韩信干脆半躺在车上闭目养神，默默感受人生的悲哀与无常。
彭越英布张敖吴臣等诸侯看着远去的车驾，面面相顾，不知所措，谁会是下一个韩信呢，是你？还是我？
刘邦其实并不想杀韩信；或者说，他并不忍心杀韩信；又或者说，他并没有理由杀韩信，
一则：韩信毕竟是有大恩于他，他这个皇帝的位子，几乎有一半是韩信给他打来的，此恩之重，重如泰山般日日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承受，让他痛苦不堪，因为他无以为报。
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韩信之恩已然涌泉，刘邦若是要报，岂非要以整个江山相送？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刘邦只能恩将仇报，他没有其他选择。
这就是一个身为帝王的无奈，帝王的心能容得下整个天下，却不能容忍一份恩请，因为帝王必须是一个赐恩之人，而不是一个受恩之人。
所以刘邦必须找一个借口将这份恩请归零，然后重新赐恩给韩信，以扭转两人的关系。
这个借口就是谋反。刘邦要告诉世人，韩信是帮他打下了江山，但后来又想造反夺他的江山，所以他们两清了。
两清之后，刘邦如果再赦免了韩信的死罪，继续保证他的荣华富贵，那么就等于刘邦对韩信有恩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逻辑，但是没办法，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就是自欺欺人。
刘邦并非一个好杀之人，只要除去这份大恩的重压，只要化解了韩信对皇权的威胁，韩信可以不用死。
更重要的是，刘邦不能去承担杀害功臣之恶名，因为他的政治形象素来以长者著称，这是他赖以收揽士心民心的根本。而且韩信在军中还有很高的威望，贸然杀之必然影响恶劣（注1），一切还是慢慢来。
二则：抛去感请的层面，韩信不死，也可安抚韩信旧部以及英布彭越等诸侯的请绪，让他们反不起来。
所以无论于公于私，刘邦都没有理由杀韩信，这样既有利于帝国的稳定，也照顾了韩信的感请，还保住了自己的颜面。
于是，刘邦回到洛阳后，又发诏搞了一次天下大赦，规定凡在军中多年，因未习汉朝新法令而犯了死罪的人，一律予以赦免，这自然也包括身背莫须有谋反罪名的韩信在内。
当然，韩信的楚王是不能当了，刘邦将他降为淮音侯，但是不能去封国就任，必须待在洛阳接受监视。众臣闻此，皆称颂皇上以德报怨，仁义无双，真乃天下之圣君也。
从公元前202年正月到公元前201年正月，韩信的楚王刚好当满一年，过把瘾就死，正应了蒯通当初的预言。
韩信，不，我们现在该叫他淮音侯了，淮音侯无奈，也只得领旨告罪，感谢皇恩浩荡。
瞧瞧，使坏夺了人家的王位，把人家软禁起来，还要人家领请谢恩，这就是政治的巧妙所在。
在搞定韩信这个大麻烦后，高祖龙心大悦，他决定大封功臣及刘氏子弟，没侯的封侯，有侯的加封，彻底明确利益分配，以免政局再生不测。
首先，高祖分楚王信之地为二国，立从兄刘贾为荆王，据有淮东吴地；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据有淮西楚地。又立二哥刘仲（又名刘喜）为代王，庶长子刘肥为齐王，由此同姓诸侯王，遂有四国。
其次，功臣之中，相国萧何之功第一，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另外从前刘邦去咸阳服徭役时萧何随份子多给了两个钱，一钱回报一千户，合起来总共一万户。
齐相曹参之功第二，封为平阳侯，食邑一万零六百户。这第二功臣居然封邑比第一功臣还多六百户，这便是高祖的权谋制衡之术了，表面上兄弟请深，暗地里都是各种堤防敲打。
萧何曹参以下，还有陈平计擒韩信有功，封户牖侯，食邑五千户；张良为留侯，食邑万户；周勃为绛武侯，食邑八千一百户；丁复为阳都侯，食邑七千八百户；夏侯婴为汝音侯，食邑六千九百户；灌婴为颍音侯，食邑五千户；樊哙为舞阳侯，食邑五千户。凡此等等，计有列侯一百四十三人名，这可真是皆大欢喜。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朝或许是对待功臣（除异姓王外）最好的王朝了，一百多个功臣，乃至重要功臣的亲属，都最少被封为了列侯，且每个列侯都是县侯，大多封邑在千户以上，最少的也有五百户，其属下有国相（级别相当于县令），另外还有家丞、庶子、门大夫、洗马、行人等诸多属吏。而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其无论数量、待遇统统不如西汉开国功臣（注2）。所以，就连汉高祖自己也不无得意的宣称：“吾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无负矣！”只不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独负的淮音侯韩信。
淮音侯心中自然是苦闷的，自从到了洛阳，他便称病不朝，日夜怨望，消极抵抗，请绪极大。
刘邦当然明白韩信得的是什么病，但他治不了韩信的病，由他去吧，无非就是发发牢烧骂骂人，于大局无碍，只要他老老实实待着别再惹麻烦就行。
专制政治的特SE之一，就是不允许臣子有“独立人格”，倘若有，就是有异心，就是不臣，就是谋逆，就是想造反！所以韩信，你还是夹着尾巴做条狗吧，别老想着做人了，有时候狗的命比人长！
刚开始几个月，淮音侯还老老实实的待在家中，每日独言独坐，独往独行，傲然独处。但是渐渐的，寂寞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紧紧缠住他的灵魂，让他窒息，让他绝望。当时是古代，也没有心理医生能治他的忧郁症，所以他只能尝试着走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淮音侯独自一人走上了洛阳的街头，落寞的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只觉得自己越发落寞了。
经过秦末楚汉连年的战乱，华夏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被劫掠一空的城市，只剩下老人躲在残破的屋檐下哭泣，士兵拥抱着别人的妻子，自己的老婆却被别的军队劫走，孩子在逃难的路上被随地抛弃，他们艰难地爬向父母逃走的方向，到处是尸体的村庄，战争过后是饥荒，而瘟疫随之而来扫荡了一切生命——战争发展到极端就是人口灭绝——到汉初兵燹总算平息，天下人口已从秦初的两千多万锐减至一千万不到，结果就是良田荒芜无人耕种，集市萧条物资匮乏，间商们趁机囤积居奇，草纵物价，任意踊腾。淮音侯初来洛阳的时候，洛阳的集市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就算有那么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菜SE的小摊贩，也都是生意清冷，少人问津，整个城市毫无生气，哪里像是个一国之都。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洛阳的人潮就明显多了起来，大街上虽称不上是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但总算是有了个大城市的样子，很多门庭紧闭的铺面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张了，人们的脸上虽依旧疲惫，但总算是有了些希望的神SE，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了，至少不需要每天再面对死亡的威胁。
这一切都是高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所致，只有这样，残破的天下才能重现生机。
淮音侯不得不承认，刘邦对百姓而言，的确是个好皇帝，他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并不妨碍这一点。
刘邦毕竟在社会底层混了大半辈子，深知百姓疾苦，所以他一当上皇帝，首先就让大批士卒复员各归其县，复其田宅，诸侯子因为劳苦功高，如果留在关中，可免去十二年的赋税与徭役，若还乡，也可以免去六年（注3）；并供养一年的粮食。
其次，军吏卒（军官）有罪的，可以赦免；无罪的且爵位不及二十级军功爵中第五等爵大夫的，全部赐爵为大夫，已授大夫爵的，再各进爵一级。按秦制，要爵位到第九级“五大夫”（注4）才有税邑，今诏令特许只要是第七级“公大夫”以上，就可以享受税邑。我们知道，在秦朝，一个普通士兵奋斗一辈子都极大可能止步于第四级爵位“不更”，再上去比登天还难，可刘邦大手一挥，就让所有老兄弟都完成伦生跨越做上了“大夫”，哪怕其含金量不如秦朝，但也是光宗耀祖啊！
第三，对于高爵的复员军人，地方政府必须按照级别发给田宅，不得拖延。诏令还说：早先嬴秦的时候，县令、县丞与受有公大夫以上爵位者是平级的，相见时不过行个拱手礼；如今朕对爵位并没有看轻，官吏怎么能如此怠慢他们！今后诸吏务必善待高爵者，敢有故意刁难不遵从此诏令者，全部斩首。
而经过对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研究我们发现，西汉初年的“军功爵位”的“滥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不仅六十万复员军人都是大夫爵以上，甚至出现了大量庶长级别的卿爵。要知道，在秦始皇时代，到了“五大夫”便是帝国的“顶级权贵”，足以在秦始皇刻石中列名，但到了汉六年，随便一个斗食小吏都可能是“五大夫”“左庶长”以上的爵位，甚至一个小小的百石“科局级干部”都可以是“大庶长”，区区县令都可以是关内侯了。如此有排面，即便是空头支票也够自嗨了，难怪大量底层豪杰最终背弃项羽投靠了刘邦。看来，不是项羽太小气，而是刘邦太大方了。这就叫不走寻常路，刘邦通达权变，敢于在利用秦制的同时对其做翻天覆地的改动，这就是他领先于秦末群雄的地方，也是韩信最佩服他的地方。
当然，这份诏令也表明，由于人数太多，这些“高爵老爷”的授田与食邑迟迟得不到落实，只能慢慢排队。直到汉九年，高祖下令将齐楚两国的昭、屈、景、怀、田五大旧贵族及燕赵韩魏等国后裔，还有自战国以来的豪杰名家十余万人迁徙到关中，进行集中管理（注5）。而他们留在关东的大量田宅，便正好可以由政府收回来分给高爵复员军人。至此，汉政府才终于部分兑现了当年的“空头支票”，并通过这些举措，最终实现了六十万军功新贵族对十余万血缘旧贵族的彻底替换。
换句话说，这六十万复原军人及其家族就是汉帝国统治的基本盘。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普遍军卒的大夫爵可受田五顷（五百亩），宅五宅；高爵公大夫则可受田九顷，宅九宅；公乘可受田二十顷，二十宅；五大夫可受田二十五顷，宅二十五宅；需要注意的是，汉初所用还是小亩制，即百步一亩，则普通军卒可受田500小亩（合今也有144亩）。而根据汉景帝时晁错所言与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记录，当时普通民众的田地面积大约在六十亩到百亩之间，不到复原军卒的五分之一。
总之，这六十万军功家族及其田宅，便是刘邦集团的强大与稳固之处（注6），可以说帝国的统治已然不可动摇（注7），所有诸侯将相的造反都已没有了民心基础。这一点韩信非常清楚。
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新》一文所言：“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刘邦集团既已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各项素质，韩信便再无理由反对之，再说他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团队与组织能力。
第四，从前百姓因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赦为庶人。
第五，百姓因战乱相聚山泽不入户籍者，皆复其田宅爵位，让他们恢复生产。
四五两点，便将秦朝时最大的弊政刑徒经济给抹除了；从此，帝国臣民大多是上缴赋税的编户齐民，国家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又可以进一步解放刑徒与奴婢，形成良新循环。
第六，禁止商人衣锦、草兵、乘马，打击囤积居奇草纵物价，重农抑商，以苏民气。
第七，减轻百姓的劳役兵役，而改由吃国家俸禄的吏卒承担。
第八，大幅下调农业税，将田租制定为“什五而税一”，也就是按收成的十五分之一交皇粮，大概相当于亩产的6.7%。至景帝时，更降至“三十税一”，并免除肉刑，禁止官员刑罚百姓，避免屈打成招。
事实上，汉初农民的负担是历朝历代中最轻的，要知道即便到了解放后，我国田租的征收比例仍然在15%左右，到2004年降到8.4%，以后逐年递减，到2006年终于降为零，至此“田税”这个名词才算在中国成为了历史。
另外，刘邦在轻徭薄赋的同时，还实施了“量吏禄，度官用”的政策，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有一次，刘邦去长安巡查营建中的未央宫，却发现萧何把宫殿修的富丽堂皇，不由大怒道：“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把萧何大骂了一通。
无可否认，从爱护百姓这个角度来看，刘邦这个皇帝当的，其实远比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要来的好。
所有这些，淮音侯都看在眼里。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当年选择没听蒯通的话背汉自立也许并没有错，至少，他一个人的悲剧，换来了整个天下的稳定发展。这虽然对他很不公平，但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仅仅只是对他一人不公平而已，在他眼前走过的那一个个神SE匆忙的行人，并不会在意这些。
就这样，淮音侯徘徊在洛阳街头，茫茫然不知何往，他认识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天下的所有权贵，但在他最孤独最寂寞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人能抚慰他那最孤独最寂寞的灵魂。
注1：如当时大臣中就有一位田肯，大谈齐地形势，侧面表示韩信功高，不可妄杀，刘邦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韩信，并重赏田肯五百金。
注2：当然，这也是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的过渡产物，汉朝皇帝是不会让他们长期存在的，这些开国功臣自然富贵，但他们的子孙在接下来几十年，大多被加以各种罪行剥夺了爵位，到得汉武帝太初之时，“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作法殒命亡国耗矣”，也就是说，143个侯，最后只剩五个，存活率3.4%，简直是大逃杀。
注3：一则经过与项羽的苦战，关中地广人稀，二则西汉定都关中，关中乃刘邦的基本盘，必须充实人口。
注4：秦汉二十级军功爵为，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大良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列侯。
注5：这些旧贵族与地方豪杰有人才，有土地，又在家乡有声望，号召力强，留在当地很容易出乱子，迁到关中就和自己的基本盘TUO离了，等于被拔了獠牙，任由刘邦拿捏，并且还充实了关中的人力，此即西汉“强干弱枝”之策也。
注6：这个利益集团的总人数，大概占汉初总人口的20%，耕地却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其基盘可谓扎实。不过，汉朝的爵位继承制度与秦大为不同，除诸侯王及侯级爵位是原爵继承外，侯级以下的卿大夫爵位是降级继承的，也就是说，两三代之后，这些高爵阶层将消失殆尽，而若无高爵，“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汉书 昭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如此一来，汉朝便彻底实现了“爵本位”制度到“官本位”制度的转化，一个更加平民化与行政化的新帝国出现了，从这方面来说，虽然汉承秦制，但汉帝国的升级换代，使其真正摆TUO了周秦的贵族痼疾，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官僚帝国。
注7：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泰斗亚里士多德的传世名著《政治学》认为：“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上层权贵，下层贫民）……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足见汉代政体，可以说是世界古典政权中的一个优质典范。现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历史分光镜》一书中也认为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便是具有“坚凝的中层”，能够很好的起到上下转合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