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刘亦菲和陈晓等人主演的《梦华录》掀起了一股追剧热潮。不少观众表示被里面暗藏的硬核知识圈粉了。
剧中顾千帆通过一支火珊瑚钗子，顺藤莫瓜找出钱塘县令私开海禁，放南洋番商到杭州市舶的证据。
影视剧《梦华录》剧照
红珊瑚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稀罕珍宝，佛教将其视为七宝之一，道家认为珊瑚是来自蓬莱的珍植，古埃及人认为红珊瑚是一位女神（伊西丝）的象征，印第安人认为贵重珊瑚是大地之母。
红珊瑚生长在远离人类的深海之中，需要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太阳照色、水体温度、水压、水质条件、盐分浓度、食物来源等要求缺一不可。
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是珊瑚的主要产地，自汉唐起，珊瑚便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但由于路途危难重重，外国商人也常常通过沿海路的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诸国的转口贸易获得。
《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中记载有广州置市舶司后，大食（阿拉伯帝国）、古逻（印度奎隆）、占城（越南）、勃泥（文莱）、麻逸（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等国到来贸易金银、香要、珊瑚、琥珀等物。
顾千帆正是注意到火珊瑚头饰作为一种珍稀的物件，往往是从海外引进，而这应该是从广州市舶司进入这件事请上发现了玄机。
影视剧《梦华录》剧照
广州是第一个设置市舶司的城市，在唐代就已经开设，到了北宋中期，设有广州、杭州、明州（宁波）三地市舶司，但在这三个港口中广州最大、最繁荣，倘若三地外贸收入为十，广州独占九分。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所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为‘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为‘China’（支那）”。
在国际贸易史上，广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连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是无论也绕不开的一座丰碑。它是中国通过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的最近接口，是中国国际贸易的前沿之地。
广州的海岸线条件极为优越，自秦汉起，广州就开始发展海上贸易。到了唐代，广州商业发展繁荣，商贸发达，来往商人络绎不绝。
中国唐朝时期岭南道东部历史地图（局部）
广州不仅是当时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到中央政府器重，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口岸。
早在公元三世纪时，阿拉伯商人从海路东来，自广州上岸，开展贸易活动，广州便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阿拉伯商人认为“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1998年，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Batu Hitam）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沉船满载唐朝货物，有金银器皿、调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长沙窑在内的著名窑址产品）等各种文物六万余件。
黑石号沉船模型及出水文物
在唐代， 为了方便贸易，不少外国商人选择在中国定居，当时主要有两个居住区域：一是当时的京都——长安和洛阳，另一个就是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城市。
数十万外国商人定居广州，一方面是因为唐代强盛的国力，另一方面和广州开放包容、广博大千的气质是有一定关联的。为了方便居住，在广州城西特设外国人居住的区域，叫“蕃坊”，蕃坊的大致范围为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路、南至大德路、西至海珠路。
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外国商人管理，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来往广州的商人居多，为了方便贸易，其中还设有番货贸易的“番市”。
唐代的胡人俑
从蛮荒之地到“南国商郡”，这离不开这一时期唐代国力强盛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奋斗。
宋璟：广州城市规划设计师
宋璟，是唐代著名的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为唐代四大名相。唐玄宗在位期间，宋璟任广州都督，在他治下广州人民安居乐业，但他最大的贡献是对于广州城市的规划。
当时广州已经是一座人口密集、商贸发达的国际新城市了，“开元时广州的常住人口至少有30万，另有大约10万蕃人”，大多使用竹寮、茅屋等建筑，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火灾，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扩散。
宋璟为了消除隐患，亲自带领广州人民夯筑土墙，烧制陶瓦，原来的简易的茅草屋变成了气派的瓦房。《新唐书·宋璟传》中记载：“广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
唐代广州原是仿照子城—罗城制度，地方行政机构集中在子城（内城），罗城（外城）则容纳居民坊市以及庙宇、学校等公共部分，这种方式是从两晋到现代中国州府城市的基本模式。
宋璟在这个基础上对广州城市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方便城西“蕃坊”的贸易，将城市的中轴线也开始转移到偏城西的北京路一带，同时允许临街店铺可做生意，“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
便利的贸易条件和舒适的居住场所使得“蕃人”对广州赞誉有加，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型商船，年复一年满载“昆仑宝，四海财”，汇聚广州。
在此时，夜市也开始出现，“蛮声喧夜市，海SE润朝台”，直至现在，广州的夜生活依然让人们津津乐道，这离不开宋璟的规划。
在宋璟离开之后，广州人民还为他建造了“遗爱堂”，以此来纪念他为广州做出的巨大贡献。
张九龄：古代詹天佑
在汉朝，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此时远洋贸易开始兴起，可是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广州本土生产的商品较少，与外界阻隔，运输大型货物不便。
海外商人倘若想将货物运向内地，只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是绕极远的水道，借道广西灵渠，走向湘江，再到长江，最后从大运河走，或者是从山势极为险峻的大庾岭穿过，但大庾岭道路崎岖，就是人行，不小心都有可能掉下山谷，更何况是运输大宗物件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我们熟知的一个人——张九龄，有着极大的关系。
提起张九龄，我们通常想起他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除此之外，他还是“报效家乡第一人”。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告病返乡，见大庾岭通行不畅，人们苦不堪言，便上奏唐玄宗，请求开凿大庾岭。
唐玄宗对于这个提议十分重视，命张九龄为修路特使。张九龄接到诏书之后决定亲自前往，通过观察地形地势，设计了一个相对较为平缓的道路。
在张九龄的带领和附近人民的支持下，大庾岭仅仅用了三个月便成功开凿。这一困扰岭南人民多年的烦恼已不复存在。建成后的道路平坦宽敞，无论是步行还是马车，都极为便利。
大庾岭梅关古驿道
商队也因此获利，大庾岭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的盛况，看来无论古今，“要想富，先修路”都是一条至理名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九龄也可以算得上是“古代詹天佑”。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称赞他说：“张九龄开凿新路，就是将南北的喉咙，也就是把广东北面的重镇南雄岭开通，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广东与中原及海外各国的通商得到便利。”
杨良瑶：比郑和早620年下西洋
在我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古代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但其实在比郑和早620年的唐代，有一名叫杨良瑶的宦官，早已奉旨下西洋。而这一伟大的壮举之所以被人们重新发现，是因为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顺利展开。
2014年陕西省泾阳县扫宋村出土了一块高达两米的神道碑，这块碑文中记载了杨良瑶一生的经历，人们惊讶的发现早在郑和之前，还有人出使西洋。碑文中记载：
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遐迩无惮险之容，禀然有必济之SE。义机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森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德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仗忠信之明效也。
《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
公元785年，杨良瑶携带国信诏书，由海路出发，出使西域，企图拉拢阿拉伯、印度诸国一同对抗吐蕃，这一路艰难险阻，途径数百个国家。
他从广州东南方向启航，途径门毒国(今指东西竺昆仑洋)、古笪国(一说真腊)、逻越(即暹罗)、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天竺(今印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直至抵达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
杨良瑶出使西洋说明当时广州通海夷道的重要地位，见证了广州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东方第一大港的繁华，也是当时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重要的互动和交融。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短时间跨国交流的技术，但早在距今1237年的古代，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成就。
千年商都，广州千百年来始终是连接中国和世界最近的大门，直至当下，广东也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2021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值10825.9亿元人民币，在疫请影响的当下，较去年仍增长13.5%；现已建成国内最齐全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海陆空邮齐头并进的协同发展局面。
数千年海洋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底SE，无论是唐代还是如今，广州始终秉持着开放、多元的态度。
广州，永远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