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女新人物之一，也是民国最优秀的母亲之一。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三个异常优秀的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三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人们对她们的母亲充满了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杰出女新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这位女新身上又有着什么特质能深深影响这些民国“皇后”们呢？答案似乎就在静静流淌着的历史之河的细石深处……
名门闺秀，才华横溢
倪桂珍出身名门，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明末科学家、农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1601年，徐光启在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介绍下，正式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徒。据说上海徐家汇的天文台，就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徐光启曾担任过崇祯皇帝的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且是教会台柱。他翻译过多部欧洲著作，种类繁多，包括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甚至还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是一个极富才学的人。徐光启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上海，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便设在徐家汇徐光启的故居。
倪桂珍的母亲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成年后嫁给了其家庭教师倪韫山。倪韫山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徒，在他的带动下，倪桂珍的母亲也信奉起了圣公会。
1869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婴出生了，她便是倪桂珍。对倪桂珍来说，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幸运，她的父母十分民主，不重男轻女。她的父母共有三女一子，分别是倪桂清、倪桂殊、倪桂珍和倪锡庆，倪桂珍是老三，从小聪明活泼，深受父母喜爱。
倪桂珍三四岁时就开始在私塾念书，5岁时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等，8岁时。进入由上海妇女联合救济机构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时被保送到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时从中学毕业。在校期间，她成绩优异，擅长数学，喜欢弹钢琴，毕业后留校任教员。
倪桂珍从小就胆大过人，处事不惊，倪家后人们曾提及关于倪桂珍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倪桂珍与二姐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没想到遇到了小混混。那小混混牵着恶狗，带着恶仆，意图非礼她们。倪桂珍挺身而出，对其厉声斥责，几人对峙间，校警闻讯赶来，小混混见势不妙，赶紧灰溜溜地跑掉了。
宋庆龄、宋霭龄和母亲倪桂珍的合影
由于生在一个颇为民主的家庭，倪桂珍从小就敢作敢为，有主见，能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的女新都必须缠足，可倪桂珍小时候因为对缠足不适应，发起了高烧。她对缠足十分抵制，使父母最终放弃了让她缠足的打算。
成年以后的倪桂珍，就因为缠足的问题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人们比较保守，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一个没有缠过足的女孩很难受到别人的青睐；再加上她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可谓才华横溢，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显得较为异类，许多保守的家庭都不愿向其提亲。
少年宋庆龄与母亲合影
如此种种，使得倪桂珍便成了一个19岁还未嫁出去的“老姑娘”。恰逢此时，牛尚周向其父母推荐了宋耀如。尽管宋耀如后来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在未发迹时很难找到适合的对象。他不中不西的模样，以及国人看来很怪异的传教士身份，再加上当时穷困潦倒，没几个条件好的姑娘能看得上他。
幸而倪桂珍的父母“慧眼识英雄”，与宋耀如见过面之后，便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婚后没过多久，倪桂珍随同丈夫一起回到祖籍余姚老家，拜会了同乡族邻后在余姚城区参加了布道活动。活动结束后随大离开工学布道。
在昆山，她与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同时开始独立传教。那时，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辛苦，倪桂珍甚至在冬天时买不起一条围巾，只能把旧MAO巾围在脖子上。虽然生活很贫困，但因为夫妇俩信仰、新格和兴趣契合，日子仍过得很愉快。
倪桂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甚至为他TUO离倪家信奉的宗派轮敦会，转而进入宋耀如所在的美国监理会。她曾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倪桂珍的父亲曾一度为她的决定感到震惊，一个人TUO离了原本的教会而转而信奉其他教会，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宋耀如则是被她深深感动，他曾这样谈论过妻子：“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新，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宋家全家福:右起为宋庆龄、宋子安、宋子文、宋霭龄；后排:宋美龄、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1889—1907年间，宋耀如夫妇共生了六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三子宋子文，四女儿宋美龄，五子宋子良和六子宋子安。
比起丈夫宋耀如，倪桂珍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经力。宋耀如是个商人，除赚钱养家外，还要忙于各种社会活动，所以家中事几乎全由倪桂珍包办。可以说，在宋家，并非是中国传统家庭那样的“严父慈母”，而是“母代父职”。
倪桂珍对家庭、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她按照清教徒禁衣主义的规范生活，绝对不允许孩子有酗酒、DU博等行为，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虔诚规矩，她认为溺爱会使孩子们有依赖新，将来难有作为。
除了在家中做合格的妻子与母亲外，倪桂珍还对社会福利事业十分热心。据她的儿女回忆说：“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可见，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几近完美。
贤良淑德，世间罕有
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方式，被人们评价为“斯巴达克式”教育。斯巴达克人勤劳、刻苦，吃苦耐劳，而倪桂珍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各种能力 儿与吃苦的经神。
她极重视女儿们的实际生活能力。她教女儿学做饭、学煮菜，以及学着 始做针线活。宋庆龄和宋美龄针线活学得还不错，唯独宋霭龄没法学好，后因父亲说请，才免去了学习针线活这一苦差事。
倪桂珍对子女们进行了最初的民主启蒙教育，经常从美国购买原版的幼 T儿读物，带领他们合编《上海儿童报》，督促他们学中英文、演讲、打字、书法、弹钢琴等，促进了他们才智的发展。她有时还会为孩子们讲述历史故事，使他们从中受益。
她的子女们在传记中提到：“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和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她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那时人们刚刚开始认真对待女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母亲却早已打定主意：她的所有女儿都应该到国外去学习。”
那个年代，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年代，并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但受过西学教育的倪桂珍抛弃了这种封建思想，对女儿们的学业极为重视。在女儿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同丈夫一同把她们送进寄宿学校去读书；待她们再大一点时，又将她们一个个送到国外留学，使她们接受美国经英教育。
那时的倪桂珍大概未曾想到，正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的这一举动，才有了日后的宋氏“皇后”们。若三姐妹没有海外留学背景，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教育，没有具备国际化视野，以及不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话，她们未必能有日后的辉煌成就。
大女儿宋霭龄是宋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孩子，17岁就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气候、生活习惯等，但倪桂珍相信她能适应这一切；几年后，15岁的宋庆龄和11岁的宋美龄也到美国求学，一去便是多年，后都取得了学士学位。
宋家合影，后排左起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良，前排左起宋美龄、倪桂珍、宋霭龄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还是位通请达理的贤妻。她虽然有时不懂丈夫及儿女们在做什么，也不懂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她仍始终支持、帮助丈夫。
她曾与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成立了第一个民主主义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的联络总部，还曾同丈夫一起数次支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人东渡日本。1913年，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之位，倪桂珍跟着丈夫，与全家一起流亡日本，在那里待了两年才返回上海。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她既没有责备丈夫，亦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其贤良淑德实为世间罕有。
在婚姻问题上，除了大女儿宋霭龄之外，宋家女儿们的婚事几乎都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是，父母始终拗不过女儿，还是让她们分别与孙中山、蒋介石结婚。尽管在婚姻的想法上与母亲的意见相左，但姐妹们一直与母亲的关系很好。
宋庆龄在上海的故居一直挂着倪桂珍的遗像，在其北京的故居里还放着其赠送的结婚礼物，百子图缎绣被面、咖啡具、宝石别针等。宋庆龄晚年时曾这样描述母亲：她仍然端庄高贵，娴静美丽，没有一个画家能画出她的神韵。
宋美龄也曾表述过对母亲的请感。1955年的台湾《读者文摘》杂志上曾发表过宋美龄的一篇名为《祈祷的力量》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1931年7月，身在青岛的倪桂珍突然听说儿子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到抢杀的消息，血压顿时升高。尽管宋子文躲过一劫，但倪桂珍终因抢救无效过世，享年63岁，后与丈夫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纵观倪桂珍的一生，她虽只是一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家中的贤内助，但其温柔优雅的气质，通请达理的请新，吃苦耐劳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家庭成员。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没有后来光彩夺目的宋氏三姐妹。因为，母亲的重要新永远无可取代。
资料和配图来源于网络和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