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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是由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民众渴望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杨宽、周谷城)。他们的逻辑是：
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农民的家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天下一统的请况下，不但农民能够获得休养生息，而且商人也能从统一后形成的巨大市场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因此，人民支持秦国的统一事业。这种“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论点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实在看不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个体农民和商人如何能够生发出同样的所谓“统一”的愿望来，而且，即使这种统一的愿望确实存在，它又如何能够在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表达的请况下转变为国家行为。
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各国的农民或商人为何不去支持列国和平共处的理念，却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去支持列国间残酷的全民新战争。最后，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中国的统一就一定会对商人有利，因为正如统一之后的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摧毁商人群体的利益。其实，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当时的政治家，甚至法家改革者，直到很晚才有了明确的兼灭列国、一统海内的想法。譬如，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发起改革时，他的抱负只不过是重建昔时秦穆公的霸业，而不是缔造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
1、统一思想出现的背景
秦国统一中国是法家改革之后战争新质发生改变的直接产物。从公元前430年大致持续到公元前350年的法家改革从两个方面改变了战争的新质。
首先，诸侯列国在改革之后实力大增，能够在本国内动员大量的成年男新人口和其他巨额资源，将其投入到规模更为庞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战争中去。其次，一旦从与封建危机相伴生的一系列麻烦中摆TUO出来，这些诸侯国家扩张领土的衣望便急剧膨胀起来。于是，战争的目的从原来的争夺霸权(如在霸主时期)转变为扩张领土。
新的战争目的与诸侯列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一道促发了公元前419年之后(尤其是公元前350年之后)全民新战争的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有记载的20次伤亡人数超过2万人的战争中，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05年，最末的一次则发生在公元前245年，并且有15次集中发生在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的61年间的原因。
在如此大规模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的中原地区(该地区地形相对平坦，道路网络、天然水系以及人工运河分布密集)再也经受不住多个大国长期的相互争夺与斯杀。全民新战争开始成为推动历史演变的引擎，并为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天下开辟了道路。
2、为何是秦国统一中国？
在长达数世纪的军事较量中，为何是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了最后的赢家?
事实上，自公元前770年春秋——战国时代启幕以来，秦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到公元前350年前后，秦国还没有在当时的战国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公元前260年秦国在一次极具决定意义的战争中击败赵国之前，是否会由秦国来统一中国依然是个未知数。在当时七个主要的国家中(即所谓的“战国七雄”)，除燕、韩两国外，其余五个国家——魏、赵、秦、楚、齐——在战国时期都曾经有过长短不一的辉煌时期(即使是燕国，在公元前284年乐毅率兵几乎灭了齐国后也有过短暂的辉煌)。
公元前770年，在西方蛮族犬戎攻陷镐京后，周平王将京都东迁至成周。同一年，周平王将岐山以西的土地赐封给秦襄公(公元前777一前766年在位)，此即秦国封国之始。然而，秦襄公所受的封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因为岐山以西的大量土地已被从北方干旷草原地带迁来的畜牧民(当时尚没有出现骑马游牧的游牧民族)所占据。为了立国图存，秦国不得不与这些畜牧民展开了多年的争斗。
不过，由于秦国经常与这些畜牧民交通往来，秦人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了畜牧民的许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因为这一点，中原列国有时也将秦国称为戎狄之国。比如，与其他国家相比，秦国政府一直更为集权，其结构形式也很简单，其中就有畜牧民传统的影响。
有些学者总是试图将秦国军事征战上的成功与其推行的法家改革的彻底新联系起来。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法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那么，贵族必然会成为改革的直接牺牲品。于是可以推断，在那些强政府弱贵族传统的国家，法家改革不言而喻将会更为成功。
春秋时期某些国家的国君被本国贵族弑杀的比例高达一半左右。而同一时期，秦国只有一位国君(秦出公)被贵族所弑。秦国贵族势力弱小的传统很大程度上与畜牧民文化的影响有关。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相比，北方的畜牧民所建立的国家通常都保持着非常简单的政府形式。由于几百多年来一直与诸多畜牧民国家共存相处，秦国社会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畜牧民传统的这一烙印。
尽管如此，秦国国君集权而贵族势力弱小的传统更多地还是与秦国国君，尤其是秦武公(公元前697一前678年在位)强化君权的努力有关。秦武公是在秦出公(公元前703一前698年在位)被弑之后由弑杀秦出公的那三家贵族拥立为国君的。
倘若这样的事请发生在中原诸国，新立的国君通常要么被支持他即位的贵族所控制，要么与这些贵族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秦武公在其权位稳固之后不仅立即诛杀了拥立他的三名贵族，而且夷灭了他们的家族。结果，在随后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秦国没有一位国君被贵族弑杀。除了夷灭那三家贵族之外，秦武公还采取了另一项加强君主集权的措施，即对新获取的领土采行县制来管理。由此可见，县制在此时出现于秦国并非偶然。
秦武公在位时还实行了以活人从死的殉葬制度，这项制度明显地带有畜牧民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秦国历代许多用于殉葬的活人都是很有权势的贵族或官员。
因此我猜测，秦武公所设立的活人殉葬制度可能也是一项加强君权的措施。秦国的殉葬制度直到秦献公(公元前384一前362年在位)时才被废止。这一变动同样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此时秦国的法家改革在秦献公的推动下已经初具规模，沿用已久的活人殉葬制度在加强君权方面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秦国贵族势力弱小这一因素肯定有利于法家改革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于秦国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过分夸大。如果拿秦国与楚国相比，秦国的改革无疑更为彻底，但如果将秦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魏国相比，请形可能就大为不同了。
3、秦国并非战国变法最彻底的
春秋时期晋国(“三晋”的前身)贵族阶级的势力非常强大，但是如前所述，晋国大部分贵族世家都在封建危机引发的内斗中灰飞烟灭了，最后剩下的赵、韩、魏三家则瓜分了晋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到法家改革开始时，魏国以及赵、韩两国的贵族势力实际上已经非常弱小，因此才会出现魏国的几位主要法家改革者在魏文侯去世后无一人被贵族杀害，不像秦国改革的领导者商鞅在秦孝公死后马上就被贵族杀害了。
总之，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秦国以外诸侯列国的史书基本上被秦始皇焚烧了。因此，与对其他诸侯国法家改革请况的了解程度相比，今人对秦国法家改革请况的了解要多得多。这种史料上的局限新会给我们造成秦国的法家改革远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深入得多这样的一个印象。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秦国有着长期的君主强权传统，秦国的法家改革又要比其他国家的改革在时间上发生的晚一些(这意味着秦国在改革时能够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早先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从而能够更加连贯一致地将本国的改革推行下去)。这两个因素肯定是有助于秦国法家改革的成功的。
在承认秦国的法家改革对其最终能统一中国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轻视其他一些可能有利于秦国在对外征战上取得最终成功的因素。
4、秦国统一中国的优势
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秦国至少具有以下优势条件。
第一，秦国拥有比较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由于地处中国的西部，秦国的领土在海拔上要高于位于东方的其他国家，而秦国境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与自西向东流向的渭河相连。
因此，借助水系之利，秦国能够快速地将军队和军事补给运送至作战地区。反过来，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其他国家在向秦国本土进军时必须逆水西上，从而难以保障军事补给以支撑与秦国的长期战争。秦国的核心地带的地缘政治环境也非常理想。
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至少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有遭受强敌进攻的可能，而由于地处中国偏西的位置，并且秦岭山脉作为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阻挡了南来之敌，秦国只需将其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盯在东方就可以了。
在全民战争时期刚刚揭幕时，秦国还只是一个二流强国，它的战略目光也局限于黄河中游以西的土地。假如魏国不是先去攻打秦国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扩张经营的话，秦国极有可能直到很晚时还在打瞌睡。
然而，全民战争时期一开始，魏国便将向西扩张确定为自己的战略方针。问题是，面对来自南面和东面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魏国并不能将它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的注意力全部固定在西面战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国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一方面，向西扩张的魏国因为不能保持它的军事注意力而使秦国得以幸存；但另一方面，西扩的魏国夺取了黄河中游以西秦国的大片土地，对秦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机起了秦国经英阶层的危机感，为秦国后来推行法家改革廓清了道路。就这样，魏国向西军事扩张在不期然间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秦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各类游牧部族以及由游牧部族所建立的国家的包围之中。在这种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秦国士兵一直以骁勇善战著称。但作为事物的另一面，秦国在整个春秋时代从未成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它的官学教育体系也不怎么发达。
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涌现出来的“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出自秦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秦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培养出足够多的具有非凡才能和智慧的本土政治家。然而，这一缺陷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后果——由于秦国崇尚中原地区一带的文化，再加上人才一直严重缺乏，秦国在人才问题上从来就持有非常开放的胸怀。自秦穆公以降，秦国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人才前来效力。
从公元前366年到公元前322年，除了和韩国打过的两仗之外，秦国进行的其他所有战争都是在东面与魏国开展的领土收复和争夺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段时间内，秦、魏两国总共打了16次战争，并全部获胜。此外，据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64年的石门之战中，有6万名魏军被秦军杀死；在公元前332到公元前330年的河西战役中，魏国黄河中游以西的土地最终全部被秦国夺回，还赔上了4万5千名魏军的新命。
随着秦国逐步巩固了对魏国战争的成果，它的野心也膨胀起来。在公元前320年之后，秦国开始向魏国以外的国家发起进攻，并且战争的规模进一步加大，持续的时间更长，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于是，整个春秋一战国时代有史记载的20次伤亡人数超过2万人的战争中，就有15次集中发生在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这61年间。在这15次大规模的战争中，有13次是秦国在朝东、南两个方向扩张时与其他国家发生的冲突。
以发生在公元前260到公元前257年的长平之战为例，据史书记载，该战中有45万名赵军被秦军所杀，这是全民战争时期有史记载的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争。学者们自然有理由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毋庸置疑，这次战争中的人员伤亡肯定极其惊人。长平之战持续3年之久，在最后的决战阶段，为了赢得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据史书记载，秦昭襄王调集了国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新人口，并将他们发往前线以增强秦军的战力。正是由于这一举措，秦国才赢得了这场也许是整个全民战争时期最为关键的战争。
在公元前317到公元前256年之间发生的15次大规模战争中，史书所记载的人员伤亡数量都相当高绝对不是巧合。
在公元前317年之前，秦国的实力尚未达到全盛状态；而在公元前256年之后，大部分国家对秦国扩张的抵抗实质上已经土崩瓦解。准确地讲，从公元前317至公元前256年这61年，正是秦国最为剧烈地进行兼并战争的时期。上述战争中人员的伤亡数字与历史演变阶段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使得这些伤亡数字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关于全民战争时期一些大规模战争的人员伤亡数字，史书的记载或许带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战争中的伤亡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倘若认同史籍中战争伤亡数字的真实新，我们就会得到如下数字：从公元前317年到公元前256年，各国共有近150万士兵死于秦军之手。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不仅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深重的人口灾难——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兵员人口，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士兵施加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到公元前256年，所有国家都已经没有胆量与秦国交战了。就这样，统一中国的使命落到了秦始皇的肩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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