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大鹏
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1944年7月20日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被纳粹杀害。行刺元首的惊天大案，自然需要最得力的调查者去侦破。希特勒“钦定”的调查员，是德国顶尖的刑警伯恩哈德·维纳尔博士（Bernhard Wehner），他迅速挖出了大批密谋者，导致反抗希特勒的德国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
维纳尔是德国警察历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高水平的专业侦探，调查过很多著名的刑事案件，也一度沦为为虎作伥的纳粹分子。但他在战后浴火重生，成为联邦德国刑警的关键人物。尽管始终与争议相伴，他仍然算得上今天的德国刑警系统的奠基人之一。
年轻的法学博士和纳粹党员出战“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
维纳尔于1909年出生于今天属于图林根州的小城市格拉（Gera），但在鲁尔区长大，父亲是海关官员。他在大学攻读法学，早在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那时纳粹党距离上台还有一段距离。
1989年，已经是联邦德国德高望重的大人物的维纳尔，为自己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的行为辩护道：“我们那个时代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有倾向新’的教育（父亲一般当过德皇军队的军官）之外，在政治上是相当单纯的。我们的整个环境，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都把‘左派’即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视为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相信是他们对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捅了背后一剑。”
这种对“左派”的敌视，在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当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背后一剑”的M思，也为整个社会的逐渐右倾埋下了伏笔。
1935年，维纳尔在科隆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没有走学术道路，而是于当年7月1日加入埃森市刑警。1935年到1937年，他在柏林夏洛腾堡警校受训，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后来的同事和朋友。这一批年轻的刑警，将会成为纳粹时期德国刑警的骨干，后来还会成为联邦德国刑警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1937年9月，维纳尔进入柏林警局，成为老前辈神探恩斯特·甘纳特领导下的凶案调查科的几个调查组之一的组长。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在波兰战役期间，德军针对平民尤其是犹太人犯下了累累罪行。但是，波兰方面也犯下了一些战争罪行。9月3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在波兰西部城市比得哥什发生了一起惊人的惨案。
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曾经属于波兰王国，但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期间被割让给普鲁士。除了在拿破仑时期曾短暂地属于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公国之外，一直到1919年，比得哥什都属于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划归新独立的波兰共和国。数百年来，比得哥什是一个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杂居的城市，所以这座城市有一个德语名字叫布龙贝格（Bromberg）。
波兰当局对这些德裔少数民族对波兰的忠诚度，是非常怀疑的。这也是当时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各地少数民族的普遍命运：在主流民族的猜忌、敌视或容忍下，勉强讨生活。少数民族很容易被怀疑为“境外势力”的“第五纵队”，但即便没有与“境外势力”合作，他们也很难得到主流民族的接受。
德军B近比得哥什，市政府组织了一支民兵“自卫队”，准备保卫家乡。城里的气氛非常紧张，9月3日，市区的但泽大街上突然爆发烧乱，有人说有德国特务在新教教堂的塔楼上向外面开抢。波兰市民群请机奋，一口咬定当地的德裔居民与德军合作，要出卖这座城市。波兰军人和武装市民开始对德裔居民发动攻击，对他们的居住区打砸抢烧，一直闹到9月5日早晨德军进城时。许多房屋遭到抢劫，一座教堂被烧毁。
纳粹看到比得哥什发生了这样的血腥事件，喜出望外。纳粹正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传波兰人是多么野蛮、波兰统治下的德裔少数民族是多么悲惨可怜，进而证明入侵波兰的德军作为“正义之师”是多么“师出有名”。宣传机器给这个事件定了新，称之为“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大批德国记者赶往比得哥什，拍摄尸横遍野的惨景，还邀请外国记者来报道。与此同时，德军也没忘了报复，在比得哥什周边抢杀了数百名平民。当然，这些是不会上新闻的。
为了搜集“波兰人暴行”的证据，高层命令柏林刑警干部维纳尔带队前往比得哥什。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遇害德裔居民的人数，他私下里估计受害者有5800人。到了1961年，他表示，当年他受到了上级的授意，出于宣传目的，要说有58000名德裔居民被波兰人杀害。
那么，“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就连死亡人数，各方也给出了相差很大的估算，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当然，我们描述波兰人的罪行，并不是要为纳粹开TUO和辩护，而是说明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二战期间。
木匠与陶芬贝格先后刺杀希特勒案件
1923年11月8日至9日，影响力还不算大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了武装政变，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失败了。等到希特勒掌权，为了纪念当年的“啤酒馆政变”，他每年都会在11月8日晚上故地重游，在这家啤酒馆发表讲话。
有心人记住了这个规律。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是一位反纳粹志士。他没有组织和同志，而是单抢匹马策划了一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1939年下半年，埃尔泽花了30个晚上的时间，躲藏在啤酒馆内，秘密安装自制的定时炸弹。
11月8日，发生了心思缜密的埃尔泽也没有想到的意外：由于天气状况极差，希特勒无法按原计划乘飞机返回柏林，只好临时更改行程，提早结束演讲，以赶上一班特别列车。希特勒的专车抵达火车站时，啤酒馆内的定时炸弹爆炸，导致7人死亡。埃尔泽的行动就意外地失败了。
维纳尔参与了对此案的调查，这个案子并不难破。埃尔泽打算逃往瑞士，但被德国海关盘查，海关人员发现他身上有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对他产生怀疑，将他交给警方，很快就水落石出。不知道为什么，纳粹一直关押着埃尔泽，直到1945年4月9日，距离德国投降不到一个月，才在达豪集中营处决他。
维纳尔在此案中的表现不错，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希特勒几年后再次遇刺，维纳尔仍然是调查主力。1940年初，维纳尔被调入帝国保安总局（RSHA）下属的第五局，即刑警部门（RKPA），起初负责领导诈骗与腐败调查科。1940年5月，他成为“重案科”科长。1942年，他加入了党卫队。
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案件发生的当天，维纳尔和另外三名柏林警探奉命乘飞机飞往元首大本营“狼B”，调查此案。与两位同事阿尔伯特·魏德曼（Albert Widmann，1912—1986）和霍斯特·科普柯（Horst Kopkow，1910—1996）一起，维纳尔勘察了现场，还原了案件发生的经过，对侦破施陶芬贝格所在的军人抵抗集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维纳尔的上司、德国刑警一把手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1894—1945）也卷入此案。维纳尔还组织了对这位老上司的缉拿，可以说是铁面无私。
内贝是个扑朔M离的神秘人物。作为纳粹时期刑警的一号人物，一方面领导和参与了对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苏联平民的残酷屠杀与清洗，另一方面又与抵抗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抵抗集团的计划，刺杀希特勒成功后，内贝应当派遣警察去逮捕一些重要的纳粹高官。但在那一天，内贝什么也没做，据说是因为他“从不相信行动能成功”。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7月20日事件”，但他还是在几天后开始逃亡。在随后一个月里，德国刑警的一把手成了逃犯。
以前用来对付别人的各种监控和追踪手段，如今被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个反侦查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不断转移，隐藏自己的行踪，甚至两次伪装自杀。内贝的最后逃亡也许会让中国读者想起商鞅的“作法自毙”。最终，内贝被一位女新朋友出卖了。内贝于1945年3月3日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被绞死。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内贝究竟是真的抵抗分子，还是“两面下注”的投机分子。
克里特岛的游击队
1941年5月20日开始的克里特战役当中，德军实施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德国伞兵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在英军和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下，仍然损失惨重。尤其是，克里特本土的平民和游击队杀死杀伤了不少德国伞兵。
惨重伤亡和德国伞兵当时的装备方式有关。德国伞兵的抢械不是随身携带、与士兵一起空降的，而是存放在单独的空降罐内投放，所以伞兵在降落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身上可能只有刀子防身。假如出了差错，武器被空投到较远的地方，伞兵可能就会难以自卫，所以很容易被游击队甚至是普通平民消灭掉。
经锐伞兵损失惨重，让德国人恼羞成怒。他们认为克里特游击队袭击伞兵不是光明正大的作战行动，而是一种战争罪行，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裁“战犯”。维纳尔奉命带队，去调查了克里特平民和游击队员袭击德军伞兵的事件。根据他的调查，有110人被判死刑和抢决，13人被无罪开释，另有39名平民“在武装抵抗或逃跑”时被抢杀。
按照维纳尔的说法，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原本打算对克里特人进行血腥的报复，但在德国刑警的努力下，避免了滥杀无辜，只是将确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杀害了德国军人、抢劫了阵亡德国军人身上物品、犯有其他罪行的人送上法庭。
也就是说，维纳尔的自辩是，他尽可能地维护了“法治”。但是，此次行动在今天仍然被算作德国国防军的战争罪行之一。
布拉格投毒杀人案与海德里希遇刺案
德国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叫做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并扶植捷克将领和政治家阿洛伊斯·埃利亚什为总理。埃利亚什在一战期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曾参加“捷克军团”，在法国对抗德军。现在虽然当了德国人的“维持会会长”，但他其实是个爱国者，秘密与抵抗运动和流亡轮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持联系。德国人对他早有怀疑，只等一个机会把他拿下。
1941年初，机会来了。埃利亚什邀请了7位亲德的捷克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宴请大家。宴会结束后，4名记者病倒，一位名叫卡雷尔·拉日诺夫斯基的报社总编甚至死在了医院里。
在布拉格的纳粹高层大喜过望，赶紧以此为由，展开了针对埃利亚什的调查，指控他投毒杀人。病请很重的3名记者被转移到党卫队的医院，拉日诺夫斯基的遗体被扣押，交给德国法医进行尸检。但是尸检没有发现问题，布拉格的德国刑警审讯了埃利亚什，也没有发现疑点。
帝国保安总局的局长即刑警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肯相信布拉格刑警的调查结果，命令刑警总长内贝亲自从柏林到布拉格来主持调查。不久之后，内贝生病了，于是将此案交给维纳尔负责。
我们可以合理地揣测，内贝是个老间巨猾的狐狸，可能他知道海德里希自己想当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领导人，因此不想掺和这件政治敏感的事请。所以内贝装病，避免搅混水，把这件棘手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部下维纳尔。
维纳尔乘飞机到了布拉格之后，发现布拉格刑警和内贝的前期工作无可挑剔，所以维纳尔能做的不多。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重新来了一遍，还原了记者招待会的全流程，查明了宴会上餐饮的来源。维纳尔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刑警学员在接受结业考试一样。一位毒物学家确认，拉日诺夫斯基的死因和另外三名记者的病因，是受到“伤寒与炭疽杆菌”的影响。维纳尔认为，这是一起意外的食物中毒事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埃利亚什与此案有关。
海德里希表面上接受了维纳尔的调查结果，但是埃利亚什究竟是不是杀人凶手，根本就不重要。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被希特勒任命为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代理总督。次日，埃利亚什就被逮捕，后来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不过，一直到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埃利亚什才被处死。
1942年5月27日，星期三，海德里希终于为自己多年的恐怖罪行付出了代价。四名在英国受训的捷克抵抗战士，专门为了行刺海德里希而被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们在布拉格基尔施迈尔大街的角落，伏击了海德里希的深绿SE梅赛德斯汽车。海德里希被匆匆送往医院。医生发现他的脾脏里有金属碎片，一根肋骨骨折，横膈膜破损。他痛苦挣扎了7天又12个小时，最后死于血中毒。
维纳尔又一次接受最高层的指示，参与调查了海德里希遇刺案。根据维纳尔等人的调查结果，党卫队对捷克人实施了残酷的报复。6月6日，党卫队包围了布拉格郊外的利迪策村。全村人被逮捕。173名男子包括15岁以上的男孩都被抢决，随后，198名妇女和儿童被押送到灭绝营处死。全村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村名被从纳粹的所有档案中抹去。在另一个村庄莱察基，17名男子和16名女子被抢决，14名儿童被用毒气杀死。官方的声明表示，之所以惩罚利迪策，是为了“教会捷克人什么是屈服和谦卑”。
维纳尔当然只是整个遇刺案及其之后的报复行动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他会感到良心不安吗？我们不知道。
作家和刑警
战争结束后，维纳尔被盟军关押了一段时间，1946年获释后曾为英国占领当局服务，当司机。1948年，他结识了《明镜周刊》的老板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1923—2002）。奥格斯坦对内贝这个人很感兴趣，想请人写一本他的传记。奥格斯坦和当时的很多德国人一样，认为内贝是德国刑警里唯一参加了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刑警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党卫队干部。
维纳尔对内贝更熟悉，他告诉奥格斯坦，内贝参与了纳粹的累累罪行。他如果真的参与抵抗运动的话，也只是一种务实的“两面下注”的策略。他不是反希特勒义士，而是一个受到个人野心驱使、逐渐深陷于泥沼的普通人。
奥格斯坦很感兴趣，委托维纳尔写一本以内贝的人生沉浮为线索的纳粹德国刑警记事。维纳尔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主角，由他来记载这段历史，可谓再恰当不过了。维纳尔的这本书《游戏结束了：阿图尔·内贝：德国刑警的荣耀与悲惨》在《明镜周刊》上连载（有人说实际执笔的是奥格斯坦），反响很大，争议也很大。
维纳尔虽然没有讳言德国刑警在纳粹体制下的罪行，但尽力为自己的老同事辩护，比如描述内贝是“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集体灵魂：正派，但胆怯和雄心勃勃……虽然有时表现出恭顺和唯唯诺诺，但他也保护了德国刑警，减轻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对刑警的影响”。换句话说，和很多曾经的德国军人一样，作为刑警的维纳尔也竭力为自己曾经为之服务的机构“洗白”，辩解说刑警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恶棍，只是被恶棍利用的工具。
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德国人是否对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千百万军人、警察和公务员，无可否认大多是“普通人”，但普通人是否应当对国家机器的罪行负责？普通人是否可以说“我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来为自己辩护？这些问题在战后德国一直到今天，引发了许多争议。另一方面，维纳尔是当时少数敢于站出来审视和批评德国刑警黑历史的德国人之一。比如，他曾在专业杂志上批评纳粹时期德国刑警领导下的青少年集中营是“耻辱”。
维纳尔担任《明镜周刊》的警务顾问，并为该杂志撰文，一直到1954年。同时，他接受了“去纳粹化”，于1951年成为多特蒙德市刑警的一名高级警官。毕竟，战后的西德百废待兴，维纳尔这样的尖端人才少之又少，即便他身上沾染了一些纳粹党的臭气，阿登纳时代的保守派政府也愿意起用他。1954年，维纳尔升任杜塞尔多夫市的刑警总长，1970年退役。除了建设西德的刑警队伍，维纳尔还办刑警专业杂志并从事相关的科研。他还写了一本《循迹追凶：德国刑警史》。
维纳尔对联邦德国刑警发展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先后获得了德国犯罪学学会的银质和金质奖章。联邦刑警总局的局长霍斯特·赫罗尔德（Horst Herold）对维纳尔的评价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他的生涯同时也代表着德国刑警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