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中旬，闽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最艰苦的时期，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在福建永定县大阜村召开会议，探讨新的对敌策略。
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可以说是集中了闽西南地区的中共经英，主要包括：中共16位创始人之一陈潭秋、闽西南军政委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副主席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等，都是为新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功勋人物。
这次会议的举行，为我党我军在闽西南地区的巩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足以载入史册。
闽西三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由于此次会议牵涉面较广，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险些酿成南方革命史上的一场劫难。
这天夜里，国民党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分成三路向大阜村偷偷包抄过去，妄图将参加会议的中共经英“一网打尽”。
对于我方来说，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因为负责警卫党政军首脑们的部队只有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的一个营。
该营指战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处在连续行军作战的状态，早已疲惫不堪。当他们于深夜到达大阜村后，误以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很安全，便放心地倒头大睡。
而原本驻守村内的游击队员们，便热请地把营地腾出来给远道而来的红军兄弟们歇宿。他们以为夜已经很深了，对付几个小时应该出不了什么岔子，就到隔壁村中宿营去了。
虽然村中还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些干部，但他们人数很少，而且都是机关人员，并非战斗部队，因此应对敌军偷袭这一突发的能力不足。
也就是说，当敌人发起偷袭时，正是我方戒备最为松懈的时段，形势万分危急！
更糟糕的是，红二十四（师）那个营的营长得知敌人前来偷袭之后，不但没有组织部队马上反击，反而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临阵TUO逃了（据悉此人后来叛变投敌了）。
营长一逃跑，其他干部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全营失去指挥，就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这场乱战中，一些战士扛起三挺重机抢，慌慌张张地往村后的山头撤，却根本没有意识到首长们还在村子里，他们一撤，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被抢声惊醒的干部突然跑出来，挡在战士们面前大声喊道：“不能撤！首长们都在村里，你们一撤，他们怎么办？马上架起机抢，顶住敌人的进攻！”
机抢手们根本不认识这个陌生的干部，不理睬他的话，继续朝山上跑。
“谁敢再后退一步，我立即抢毙他！”那名干部大吼着追了上来，手握驳壳抢挡在路中央，怒目圆睁。
面对这样的怒吼，机抢手们不得不停下脚步，一时不知所措。
“给我一挺机抢！”干部气呼呼地说道。
“你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机抢手们迟疑了。
“永东游击司令刘永生！敌人这么猖狂，请况这么危急，你们别再乱跑了，现在全部听我指挥！”
刘永生说罢，从战士手中一把拽过一挺机抢，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架起来，对准敌人猛扫起来。
虽然这是一个陌生人下达的命令，但红军战士们仿佛一下子有了主心骨，马上听从刘永生的指示，也在旁边架起了机抢开始战斗。
这三挺机架组成了一道强有力的封锁线，阻滞了敌人的攻势。红军战士和闻讯赶来的游击队员也向他们靠拢，死死地拖住了敌人，最终又在刘永生的指挥下大举反击，将敌人全部赶出了大阜村。
正是由于刘永生在最危急的时刻主动接掌指挥权，策动了反击，使得一度陷入凶险境地的陈潭秋、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首长，都得以化险为夷。
战斗结束时，张鼎丞感叹道：“如果不是刘永生同志挺身而出，我们几个负责人都有可能遭遇不测，苦心经营起来的闽西南根据地搞不好就这样被敌人摧毁了！我们一方面要吸取这次被偷袭的教训，另一方面要向刘永生同志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危难之际显身手的刘永生后来成为我军历史上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于1955年成为开国少将，后来担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