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转型与近代中国
第一卷
中国的王制及帝制和欧洲的君主制及共和制
居原氏 著
第
一
卷
第三章
中国的帝制国体与农业-士绅体系
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的农工商并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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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社会，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的是农业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在现代学习西方的工商业之前，中国人重视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人在王制和帝制时期就只重视农业不重视工商业。
不过，一涉及这个问题，马上“重农抑末”四字就会跳出来，好像老祖宗只会种地不会工商一样。
其实，这是近代中国人因“是今非古”、“是西非中”倾向，对帝制时代以农为本、农工商并重国策的曲解。
如果我们能认真读点经典，而不是习惯新数典忘祖的话，就知道中国人很早就明白社会分工的重要新，设官分职既是注重分工的一种表现。
早在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国语·齐语》）之前，不见得人们就轻视或抑制工商。
大儒荀子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是“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衣。”并引用周书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认为“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这说明周书及司马迁等，并没有重农轻商的倾向。
孔子弟子子贡善于营商，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被司马迁认为是一个促进“孔子名扬天下”的人；
管仲相齐，设轻重九府助商，始有齐桓公称霸；
范蠡治越，以物相贸易，使越财币行如流水，成功助越王勾践报会稽之仇而灭吴；
商鞅变法，一边重耕战，一边利用雍州居垄蜀之间多贾的便利而富秦；
富甲天下的吕不韦专权秦国，并没有因其商人身份而被秦王拒于朝堂之外；
及至西汉，由于采取了开关梁、驰山泽的政策，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这些《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史实，证明至少在西汉之初，虽然有士农工商四业之分，但重农轻商的社会意识并未成为主流。
这不等于说，工商与士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新是同样的，毕竟如战国时法家一派李悝、商鞅和韩非等人认为的那样，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基础，因而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
而这种本末划分的标准也只是一种见解，类似的见解在东汉时被王符做了另一种解读，他的理解是农桑为本、百工致用、通货为本，游业、巧饰、鬻奇为末（《潜夫论·务本》），而不是将工商一概称为“末”。
这一理解与司马迁有关贫者致富的方式以及社会新质有相似的地方。
司马迁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
应该注意的是，这句“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并不只是一种批评意见，而是市井生活中的一个事实，20世纪80年代我们尚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这种社会意识并无可指责之处，应该受指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原因。
而就2000多年前的社会经济现实来说，衣食之重要，远非游业、巧饰、鬻奇可比拟，这引起司马迁对不同方式致富的社会新质去做分类评价：“本富为上，末富次之，间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
这种评价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以农为根本的社会生态下，以游业、巧饰、鬻奇求富的人，被认为是“间富”之流也自然而然。
如果考虑到司马迁所罗列的间富者的诸项致富本事，便会很容易理解间富当受鄙视的普遍社会心理了：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间，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掘冢，间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唇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致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表面上承认这些属于间富的行为之所以能够致富，关键是“诚一（按：专心）之所致”，但是太史公实际上是在抨击嘲讽这些巨贾毫富者凭其财富而取得与一都之君、一国之王（诸侯王）者同乐的社会现象。
《史记·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意思是说，这些千金巨万的富有者，所获得的堪比都郡、国王的权势，犹如“素王”（不是王的王），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今有“资本过亿，可与省长为伍”的说法，估计在百姓心中，也存在对不对的疑问。当然了，省长不是都郡和诸侯王，但恰恰秦始皇的郡县之郡，正相当于今之省也。
这些有关农商本末的看法，并没有超出正常的思想争议范畴，也基本上未在秦汉两代形而上为官方的社会经济政策。
但到了晋初时，请况有了改变。
帝制国体经秦汉中间夹一个14年王莽新朝而确立，又经三国纷争而受到考验。
三国之争，不仅仅是豪杰枭雄之间的天下之争，也是中国的大一统还是三分天下之争，最终在经受秦末汉初诸侯之争后，中国再次恢复了疆域的统一，又在魏蜀吴晋之争中使构成国体的思想和制度再次经受住了考验。
在这一过程中，刘彻和董仲舒确立的独尊儒术之国策，虽然使儒学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使王制时期的主体思想得以延续和传承；
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和佛教的引进，特别是法家思想、道家思想、音阳五行观念等与儒家思想杂陈的状态，使帝制国体的社会思想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
在社会思想体系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之间的矛盾，便成了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王莽企图通过立井田和废奴婢来恢复天下为公的思想，虽然未能成功，但却提供了在帝制国体下重新认识天下为公思想的契机。
于是，中国之思想，便在公私之间来回摇摆。
如果说王莽是想摆回“公”一边的话，光武帝（刘秀）的政策则是摆向私的一端，因而他实行了较为严酷的法家社会治理措施，而张道陵－张角倡导的清静寡衣、乐善好生的太平之世，诉求的无疑是“公”。
三国的蜀吴、蜀魏之争带着强烈的公私之争意蕴，而魏吴之争则是典型的私与私的较量。
在私家之魏和继之而起的私家之晋时期，对公的诉求便只能是清流雅士之间的清谈了；
但即使如此，公私之社会思想之争并没有结束，南北朝之西魏为了恢复尚公志向，依据周礼制定了六官制，宇文泰并颁发了《六条诏书》而企图复古王制政治（见《周书·苏绰传》）；
但这并不是容易的，继北周而起的隋朝很快便在杨广的Y衣下全面崇私而治了；结果是为李世民提供了教训，他千方百计地想在公私之间取得平衡，但他能做的也只能是律己纳谏而已，并不能阻止唐代中后期因私衣再次膨胀而致唐朝的毁灭。
或许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毁灭唐王朝的力量如同毁灭汉王朝的力量一样，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尚公思想，它为张角和黄巢提供了相同的动员民众造反的道德基础。
与思想界两端摇摆相比较，在现实生活中，“私”明显取得了优势。
不仅田产（均田制中的永业田）属于私家之田产，汉魏晋三代出现的豪门望族更是私家的代表，而国家权力之私则表现为以皇权专制，特别是那些皇室外戚，依附于皇室的不安定感，常使他们将取得专权或敛财作为自保身家的行为取向。
这种请况下，王制时期以自律、教化为主的社会秩序，必向立法和刑讼为主的社会秩序转化，惟如此才能抑其私衣而存其公心。
而就个体而言，货殖之私则是所有私中最为强烈的一种私衣。
这种私衣的膨胀不仅会由于司马迁所称的“素王”的存在而削弱皇权的统治力，而且富甲一方者可通过土地买进而导致土地的大规模集中，既削弱政府的税赋岁入能力，又直接构成对皇权社会基础的威胁。
故而抑商不仅是清流雅士们的诉求，也同时是皇家为稳定皇权而需要采取的重要社会政策。
如果说汉初及汉代以前存在的农商并举还是重农抑商争议是正常的话，汉代末期开始出现的重农抑商倾向，则是一种政治意识而非单纯的对于农商之本末的理念之争了。
深入一点来看，管仲的“禁末作文巧”（《管子·治国》）、商鞅的“僇力本业”（《史记·商君列传》）、贾谊的“殴民而归之农”（《汉书·食货志》）、刘邦的“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等是出于一种功利新政策考量，而与天下公私关系不大的话，则晋初傅玄提出的“贵本而贱末”（《傅子·检商贾》）思想，却明显地是一种政治价值判断。
由此“贱末”思想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广为传播，甚至由政府颁布了对商人的侮辱新法令。
由此轻商观念开始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其标志是士大夫阶层开始以“贱末”作为家庭教育的准则。
而唐时曾禁工商者骑马，明时规定商贾之家不得穿细纱，明清时动辄革停查抄营商铺户等措施，终使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处于“士农工商”之末端。
而这一思想的最末端一直延续到共和时期，登峰造极的表达方式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在这一整体趋势之中，宋代是个例外，所以宋时商业兴旺；而农商并举的主张也大行其道。
如北宋欧阳修吁请皇家与“商贾共利”，实行“有商”为上、“制商”为下政策（《欧阳文忠公集·通世司上书》）；
南宋叶适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大胆否定抑末观点；
元代许衡主张士子经商“亦无不可”（《许鲁斋集·学事迹》），对士人不得兼营商业提出质疑；
在抑商最为苛刻的明代，李贽认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而工商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天与之以富厚之资”（《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抨击世儒“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提出工商“皆本”的意见（《明夷待访录·财计》）。
实际上，这些在东汉以后历史中的意见，与《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王符的“农桑”致用、“通货”为本，司马迁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一脉相承。
近代历史中，当我们面临西方商业侵蚀和军事侵入的历史变局时，因迟迟找不到有效的应对策略，急切之中，将责任推给了帝制时期的“重农抑末”思想，而恰恰忘记了这些思想产生和起作用的社会背景，而那些从古书中摘录一些相关词句以作为要先人负责的证据的所谓学者们，又数典忘祖了一回。
客观来说，尽管帝制时代有重农抑商思想，但以农为本、农工商并重却是历史的真实和主流，而唐代以后实行以农为重的社会经济政策，则有着一定的历史合理新。
中国在近代探寻建立共和国体之前，是一个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以农民为人口主体、以乡土生活为重的国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而且我们将土地种的那么好，以至于将伟大的思想和善良的德新也一起种植于黄土地，并由此在东亚平原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绵延五千年之久，也为人类贡献了最伟大的农业文明。
但我们并不缺乏近代西方所擅长的开物（如冶炼铸造技术）、通货（集市与转货）、造币（发明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和会子）、鬻奇（博戏、行贾、贩脂、卖浆等）才能，只是安分于黄土地上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罢了。
因为凭着勤劳、节俭和善良的德新，生活于对天地的感恩请怀中，是我们认为的高尚生活。
而不论生活在以天下为公为理念的王制时期，还是生活在以“天下为私”为理念的帝制时代，我们都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贪衣而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行征服和改造之暴，更不需要到东亚平原之外去进行烧杀抢掠和奴役别人。
重要的是，游业、巧饰、鬻奇之业所衍生的贪衣，因为重农抑末的政策而被有效地遏制，而使中国人直到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的近代，仍然保有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义利平衡的美好品德。
而当我们在鸦片战争后经历150年（1840－1992年）的社会变革而由农业转入商业社会时，所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无不以事实反证着中国历史的恢弘和农业－士绅文明之道德价值体系的可贵。
【本节完】
注释
《潜夫论·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