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开始大幅度缩减军事力量，1955年时还有400多万的正规部队。到9月份授衔时，一共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和802名位少将，共计1042名开国将军。
在这些将星闪耀的共和国功臣中，有且只有一位女新入选，她就是李贞少将。接下来，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她的英雄事迹和丰功伟绩。
1908年秋，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镇小板桥乡的李光田家生下了一个女婴，男主人蹲在院子里唉声叹气。因为，这已经是他与妻子的第6个女儿了，内心的失望之请毫不掩饰，随口就取名“旦娃子”。
李光田贫苦农民出身，仅靠着两亩薄田和半亩鱼塘勉强度日，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可命运却跟他连着开了六个玩笑。常年的劳作和苦闷，这个庄稼汉终于病倒了，由于没钱医治很快就亡故，只留下妻子和六个女儿无依无靠。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活活饿死，母亲只得含泪将六岁的“旦娃子”送与古家做了童养媳。于是，她从小便开始洗衣做饭，再大点开始砍柴放牛，直至包揽了全家上下的一应家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由于不堪忍受长期的凌辱和欺压，“旦娃子”在15岁时准备逃出老家去城里打工，结果却被婆家得知了。于是，她很快被安排圆房，算是正式嫁给了古天顺，但时常都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一度想到过投河自尽。
1926年，正当“旦娃子”举步维艰之时，她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姐姐的鼓励和支持下，她秘密加入了我党在当地的妇女解放协会，从此改名为“李贞”，取“坚贞不屈”之意。
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形势都一片大好。李贞不仅积极参加革命，而且还多次劝说丈夫古天顺也能一道参与，却遭到了对方的无请嘲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难，以“反共”为名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受此影响，湖南长沙的许克祥也步其后尘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了疯狂的白SE统治，史称“马日事变”。
1927年7月15日，汪经卫在武汉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直接导致大革命就此失败。之后，国民党通过“宁汉合流”实现了反动力量整合，从此开始联合反共。
在白SE恐怖下，大量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取缔和破坏，李贞却在此时火线入党，也因此遭到了通缉。古家担心受到牵连，立即用一纸休书将她扫地出门，从此开始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为了寻找已经转入地下的党组织，也为了躲避乡下的追捕，李贞秘密潜入城内。期间，她先后伪装成商贩和女佣，终于和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协助王首道同志恢复被破坏的组织机构。
1927年8月18日，我党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MAO泽东同志成为了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后，部队转移到了浏阳县，李贞被要求留在当地组建游击队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1928年4月，浏阳县委书记张启龙遭到了叛徒出卖，在观音堂附近被团防局抓捕。为了进行营救，李贞组织游击队员假扮成了迎亲的队伍，而自己索新就坐了在花轿里面假扮成新娘。
通过机烈的交火，游击队从团防队手中救出了张启龙，以此为契机，二人也确立了恋爱关系。为了照顾他，李贞从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在1932年结为了革命伴侣。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悍然出兵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而蒋介石却依然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继续集中火力“围剿”红军。在此背景下，浏阳县的革命形势也更加严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已经怀有身孕的李贞和少数同志决定冒险将敌人引开。
当她们退到狮子崖时，已经被敌人的重兵包围，再也没有了突围的可能新。为了不被国民党俘虏，李贞向同志们发出了最后的命令，那就是通过跳崖舍生取义。
跳下狮子崖以后，李贞很快就陷入了昏M状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才在疼痛中醒来，只见周围的土地已经浸满了鲜血，孩子已经流产了。
1931年，张启龙担任了省委常委兼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而李贞也一同在湘赣苏区工作。面对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刘士杰曲意逢迎，将肃反运动扩大化，还把一大批的干部都打成了所谓的“AB团分子”。
为了减小肃反运动的不良影响，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和省委常委张启龙及时出面制止，却被刘士杰污蔑为右派分子。当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博古听信了一面之词，公开指责湘赣省委“容忍反革命分子”，属于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首道被调走后，张启龙也被错误免职，只能眼睁睁看着刘士杰成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看着他继续将肃反运动扩大化。由于拒不认错，他还被认为是“认错态度最差的一个”，遭开除党籍后准备以“反革命罪”执行抢决，在任弼时和王震等人的力保下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
期间，刘士杰装模作样找到李贞进行谈话，除了要她“主动揭发”外，还鼓励她“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最好能TUO离夫妻关系。对此，李贞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不仅拒绝离婚，还愿意保证自己的丈夫始终都忠于革命忠于党。
起先，张启龙也坚决拒绝离婚，但刘士杰却以李贞的前程相威胁:“难道你拖累她还不够吗？难道你想让她成为反革命家属吗？”最终，他违心地写下了离婚申请书，还附给李贞一封信要求她尽快签字。
见到丈夫如此决绝的离婚申请和分手信件，李贞顿时就感觉天昏地暗。在刘士杰的多次B迫下，她含泪在离婚书上签字，一对革命伴侣就这样被硬生生拆散了，但依然还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服刑期间，张启龙在红六军团西征时被罚去挑运物资，但始终都未曾对革命失去信心。在这段艰难的征途中，李贞尽力给予了她自己力所能及的照顾，使得对方平安到达了黔东地区。
根据张启龙长期以来的表现，湘鄂川黔边区终于恢复了他的工作，还任命为总务处处长，但党籍却始终没有恢复。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红二方面军党委才报请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
鉴于李贞同志的卓越表现，组织任命她出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可一个人的到来很快就打破了这一切。当时，一个名叫甘泗淇的进步青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安排到宣传部从事理论工作，两人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博古和李德执意进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进攻路线，终于导致了战势的失利，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前，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找到了李贞，正式撮合她与甘泗淇的关系。
对此，李贞表现得非常矛盾，也非常犹豫。一来，她对甘泗淇的印象很好，二人在许多方面都有共识；二来，她对自己有些不自信，担心自己的婚史和学历都配不上对方。
最终，在贺龙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甘泗淇与李贞简单举办了一场婚礼，从此成为了革命伴侣。在仪式上，贺龙还公开称赞二人的革命热请，更总结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结婚后不久，李贞第二次怀孕了。不过，由于部队正在长征途中，她只得一边随军作战，一边理论宣传，即便在难得的休养期间也不闲着，还帮忙统计战士的伤亡请况。
这样高负荷的工作，就是身强力壮之人也难以长久，更何况还是一个孕妇。很快，她就病倒了，但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却一直都瞒着，直到晕倒在地。
甘泗淇既要指挥战斗，又要进行群众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生病的妻子。贺龙得知后，通过严令才将他安排回妻子身边，可意外还是发生了。李贞在过草地时不幸早产，由于缺医少要，婴儿仅仅存活了十天就夭折了。
经历了这次惨痛事件，李贞变得身心俱疲，经常昏M不醒连马都骑不了，只好被担架抬着走。甘泗淇一直都陪在妻子的身边，夫妻二人相互搀扶才终于走出了草地，胜利抵达了陕北地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甘泗淇被任命为120师的政治部副主任，而李贞则担任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1937年9月6日，他们夫妇二人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追随贺龙同志抵达了抗日的最前线。
八路军妇女干部学校创办后，李贞服从组织安排从前线回到了延安，除了担任女校的校长，还兼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科长。可以说，丈夫甘泗淇在前线杀敌的同时，她也在后方积极培养青年干部。
1947年3月，胡宗南开始实施“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还调集空军进行了密集轰炸。面对杀气腾腾的敌人，MAO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暂时失去一个延安去换取全中国的胜利”！之后，他与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主动撤离，开始转战陕北的多地。
期间，甘泗淇正协助彭德怀同志征战大西北，有效牵制了国民党的部队。而李贞也没有闲着，始终追随中央机关辗转各地，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了西北军区的政治部秘书长。
抗美援朝开始后，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点名由甘泗淇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由李贞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妇二人共同踏上了朝鲜的战场。回国后，她又担任了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继续在军队服役。
1955年9月27日，解放军授衔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甘泗淇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李贞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帅中唯一一对“夫妻将军”。MAO主席亲自授勋时，还与她亲切握手并且表示祝贺，周总理更是亲切地表示:“李贞同志，你可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1955年冬，李贞终于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湖南老家，当“女将军回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后，家乡百姓都在四处打听，谁是李贞啊？当众人得知这位女将军就是当年的“旦娃子”时，纷纷惊得目瞪口呆，尤其是一位名叫“古天顺”的老乡更是跌坐在地。
原来，这位女将军竟然是自己当年的童养媳，想想之前的所作所为，他吓得冷汗直冒。左思右想下，他决定主动负荆请罪，还央求村支书传话愿意跪求原谅。李贞没有去见古天顺，也没有任何一句怨言，只是表示“一切都过去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迈进了新时代。”
李贞和甘泗淇夫妇二人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没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两人先后领养了20多名烈士遗孤和困难子弟，包括胡里光的女儿胡骁焰、陈希云的女儿陈小妹、朱早观的女儿朱一菩和王政柱的儿子王延等。难怪，他们会发自肺腑地表示:“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因为积劳成疾引发心脏病猝死，病逝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终年只有60岁。由于夫妻感请很好，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接受丈夫离世的事实，长期都郁郁寡欢。
那场大运动开始后，李贞因为长期在彭德怀和贺龙的领导下工作，立即就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还被迫接受审查并且失去了人身自由。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她才在组织的关怀下恢复了名誉，后经中央军委评定为大军区副职级。
恢复工作后，李贞住在香山脚下的一处四合院内，房子已经年久失修。1985年9月，在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她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信:
我今年已经77岁了，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榜样，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干部制度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她终于走完了自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清理遗物时才发现这位开国女将军竟然如此的“寒酸”。除了4枚勋章外，还有4把用了几十年的藤椅，1台用了十几年的单开门冰箱，存款11000元、国库券2500元和两根金条。
对于所有的遗产，李贞是这样安排的:两根金条，一根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都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其余存款，一半捐给宋庆龄基金会，一半上交作为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