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年间，在直隶、河南之间曾经发生过较大规模的行政区划变动，分别是河南彰德府的磁州划入直隶广平府，直隶大名府的内黄、浚县、滑县划入河南彰德府与卫辉府。
明清两朝，直隶、河南交界一带行政区划变迁示意图
本来两省之间的行政区划因为某种需要发生变动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这次变动涉及州县较多，并且还是发生在雍正三年、四年连续两年间，因此在民间就有了“用磁州换内黄等三县”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只是存在于民间，甚至还影响到了今天某市机关报，其中这么说的：
因（滏阳河水资源之争），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四月怡贤亲王允祥主持直隶水利营田，分析了磁州属河南对邯、永用水的弊端，建议磁州改归直隶广平府，为了补偿河南省，把直隶大名府的滑县、浚县划归河南……
某市机关报的报道
那么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大运河时空》曾经专门撰写文章，分别就“不是同一时间、不是同一事件、不是同一主导者”等三个方面对此事进行过分析和判断。但总的来说，是分析多，参考古代文献少。
本文则从清朝雍正之后的《彰德府志》、《大名府志》《广平府志》以及《磁州志》等州县志书记载，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所谓的“换县”。说白了，就是在这些志书里，究竟有没有显示“换县”的字眼。
先看对磁州由河南彰德府划入直隶广平府的记载：
乾隆《彰德府志》：
国朝（清朝）初仍明制，领一州六县，雍正三年以直隶大名府内黄县改入府属，四年以磁州改属直隶广平府。
《广平府志》：
特允怡贤亲王奏，以磁州改属广郡。
从上述涉及此事的两个府志中可以看出，记载中并没有提及“换县”一词，哪怕是有划入、划出州县的彰德府，也仅是客观的记载州县划转的时间。
乾隆《彰德府志》中多了一个内黄县，少了一个磁州
特别是在《彰德府志》里，可以看到磁州的划出要晚于内黄的划入，如果提到“换县”一词，在《内黄县志》中显然不会有，那么《磁州志》里会不会有相关的记载呢？
在同治年间所修的《磁州续志》沿革中，有关磁州从河南彰德府划入直隶广平一事的详细记载：
州治旧隶豫省，为彰德府属，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具奏，兴修水利，查得滏阳一河，发源于河南磁州神麕山，历邯郸、永年等县，皆资灌溉。过年磁州壅闭上流，以致下流诸邑不能沾润，请将磁州改归广平府，则滏河由直隶统辖，庶可均水息争等因，即于是年改归直隶，属广平府。
乾隆时期的广平府，多了一个磁州，红圈处为“争水”水闸处
看来，磁州从河南彰德府划入直隶广平府一事，仅仅是为了平息位于滏阳河上游的磁州与下游各县在水利资源方面的纠纷而已，在“老十三”怡亲王的主导下，将磁州划入广平府后，可实现滏阳河全流域由直隶管辖，平息水利纷争。根本和上一年内黄县由直隶大名府划入河南彰德府一点关系也没有。
既然第二年磁州从河南划入直隶一事没有“换县”一说，那么发生在头一年也就雍正三年的内黄、浚、滑3县变动就更无法再说“换县”一事了。
为何这三个县非得好好的要从直隶大名府划入河南彰德府呢？
还是看各地的志书记载：
《彰德府志》记载划入内黄县，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说明。
再看划入浚县、滑县的卫辉府，乾隆《卫辉府志》记载均为：
初隶直隶大名府，雍正三年改隶河南卫辉府。
乾隆《卫辉府志》中对浚县、滑县划入的记载
同治《滑县志》记载：
雍正三年改属河南卫辉府。
嘉庆《浚县志》记载：
雍正三年改属卫辉府。
而被由直隶大名府划归河南彰德府的内黄县，乾隆《内黄县志》记载：
我朝厘定旧制，由直隶大名改属河南彰德，审形势之宜，得臂指之使，称尽善矣。
这个记载有些复杂，什么叫“审形势之宜，得臂指之使”呢？在被划出三县的大名府志里找到一些端倪：
咸丰《大名府志》：“雍正三年，从豫抚田文镜之请，改拨三县属于河南，内黄改隶彰德，滑、浚改隶卫辉。”
康熙时期大名府《十一州县图》
是因为河南巡抚田文镜奏请，把内黄、滑县、浚县从直隶大名府划入河南彰德府，但是详细原因没有列明。好在嘉庆《浚县志》中，有一篇《河南巡抚田文镜恳请改归属县奏疏》，对三县划给河南有详细的记载，大意如下：
河南巡抚田文镜恳请改归属县奏疏
河南省的漕粮入京通道是卫河，如果从卫辉府起运，有一段河道需要从直隶大名府滑、浚、内黄三县经过，而这一段也恰恰是最难行的一段，在治理河道时，虽然有相关命令，但是因为地处两省，直隶的官员对于这件事不积极，以致于影响漕粮进京，河南方面也没办法。
田文镜奏道：：“……臣仰肯皇上俯念漕粮攸关，将浚、滑、内黄三县改归彰德、卫辉二府，就近分隶管辖，庶事统一，彼此不致掣肘。”把浚、滑、内黄划到河南彰德、卫辉二府，可以由河南统一指挥，疏浚河道，不延误漕运。
三县从直隶大名府分别划入河南彰德府、卫辉府的“一举两得”
当然这是主要原因，还有个次要因素，就是同样是府，但管辖州县不均：“大名府所属计一州十县，彰德府所属只一州六县、卫辉府所属只六县”。因此，把滑、浚、内黄三县从直隶大名府分别划入河南彰德府、卫辉府，“则多寡既均，而于运道得专责成亦有裨益”。把三个县划给河南两个府，既可以让各府州县的数量变得平均，又可以使河道治理有专人负责，可谓是一举两得。
咸丰《大名府七州县图》，比起康熙时少了4个县
因此，综上所述，从清朝雍正之后的各地志书的记载中均未有“换县”一说，仅仅是因为避免水利纠纷、保证漕粮运输而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罢了，可见“换县”仅是民间、坊间的一种谈资罢了，而非官方准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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