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3日，江苏省统计局官网发布了一项题为“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的统计信息显示，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出生率为5.65‰，人口死亡率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文内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
这项统计信息总结了导致近年来江苏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下降的三个因素：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新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
对第三个因素的解释是：“2020年高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近一半是女新，接近110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90万人。女新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自我职业的期望越高，生育与就业的冲突越大，生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因此，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新倾向于少生孩子。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新中，生育一孩居多，接近70%；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当，都在47%左右；小学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者以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居多，占比分别为 63.42%和59.21%。在未生育的女新中，高学历者所占比重也超过了一半。可见，随着女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
上述信息经媒体报道后，有网友提出质疑：“受教育程度高低与生育意愿有因果联系？”有网友发现文内总结的三个因素都与女新直接相关，有些不解：“为啥把生育率下降的责任赖在女新身上？”
3月15日，红星新闻刊登署名“土土绒”的评论文章《“女新受教育程度提高导致少生”？结论不能这么简单粗暴》认为：“无论如何，女新受教育程度提高，是我国女新事业发展的一大成果，值得庆贺，也值得我们送上敬意。在女新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之间，或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看到了现象，还要看到现象背后复杂的成因。高学历并不必然导致低生育率，请让女新放心大胆地追求知识。”
我认为，江苏省统计局提到的三个因素确实会导致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下降，但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下降还有其它原因，例如育儿成本上升、不孕不育症发病率上升等。
至于土土绒的评论文章，实际上是打错了靶子。统计数据显示，高学历是降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但江苏省统计局的文章并没有反对提高女新受教育程度。正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降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城市化进程。原因很简单，生育率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不能因为城市化进程会降低生育率就要反对城市化进程。事实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同样道理，女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不能因为女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就要反对提高女新受教育程度。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1.97个孩子，
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高中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0.94个孩子，
专科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0.78个孩子，
本科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硕士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0.57个孩子，
博士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可见，统计数据确实显示女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文化程度的女新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文化程度的女新生育的孩子数持平。
生育率不但与女新受教育程度有关，也与女新职业有关。七普数据显示，按职业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活产子女数）如下：
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新平均生育1.3个孩子，
职业为办事人员的女新平均生育0.99个孩子，
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新平均生育0.92个孩子，
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的女新平均生育1.91个孩子，
职业为制造业人员的女新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职业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的女新平均生育1.3个孩子。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职业为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女新的生育率高于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新。如果按三个产业划分，从事第一产业的女新的生育率高于第二产业的女新，从事第二产业的女新的生育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女新。
